在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颁布敕令，决定为前朝修史。这一重任落在了中书右丞相脱脱的肩上。他主持修撰的《宋史》，不仅是中国正史“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更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一次对前朝遗产进行系统性整理与政治性诠释的文化工程。脱脱丞相虽为总其成者，但《宋史》的修撰过程、体例特点及其背后的历史意涵，远非一人之功，而是一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交织的复杂产物。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是元朝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主持的“脱脱更化”一度为衰败的元朝带来中兴希望。至正三年，顺帝下诏：“前代得失之迹，国家治乱之由，不可不知。其以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设局纂修辽、金、宋三史。”脱脱被任命为都总裁官，统筹全局。然而，实际的编纂工作主要由一批汉、蒙、色目等族的精英学者承担，其中核心人物包括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欧阳玄等。欧阳玄作为文章大家，实际负责制定凡例、审定文稿，对《宋史》文风的统一与定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史》的修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争议。首先便是正统之争。元朝同时承接辽、金、宋三个政权的历史遗产，谁为正统，关乎修史体例与道义立场。在脱脱的主持下，最终采取了“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平等修史原则，为三朝各修一史。这一决策平息了争论，但也使得《宋史》在编纂时，必须处理与辽、金关系的复杂表述。其次，是史料浩繁。宋代文化昌盛，文献汗牛充栋，仅国史、实录、会要、玉牒等官修史册就多达数千卷，如何取舍剪裁，成为巨大难题。这也直接导致了《宋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卷帙浩繁而失于冗杂。
从至正三年（1343）到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便告修成，历时仅两年半。其成书之速，一方面得益于元代完备的秘书监藏书和宋代遗留的丰富史稿，另一方面也因多直接抄录旧史，未及精炼。全书记载了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南宋祥兴二年（1279）共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包含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合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其篇幅之巨，在正史中无出其右。
《宋史》在体例和内容上有其鲜明的优缺点，如下表所示：
| 方面 | 主要特点与评价 |
|---|---|
| 志书部分 | 极为详备，共十五志，其中《食货志》、《职官志》、《兵志》、《礼志》等保存了大量宋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 |
| 列传部分 | 收录人物超过两千人，极为丰富，但排序杂乱，一人两传、前后失检之处甚多，且多直接誊录碑传行状，褒贬不足。 |
| 本纪部分 | 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尤其南宋后期史事记载疏漏、错误较多。 |
| 表 | 《宰相表》、《宗室世系表》等对厘清宋代政治人物关系有重要帮助。 |
| 总体评价 | 史料渊薮，但编纂粗糙。因其保存原始资料多，后世研究者可从中钩沉稽古，但作为一部史书，其剪裁、考辨、精炼均显不足，素有“繁芜”之讥。 |
脱脱丞相修撰《宋史》，其意义远不止于整理前朝历史。从政治上看，这是元朝确立自身“正统”地位、彰显“文治”的重要举措。通过为宋、辽、金修史，元朝以中原王朝继承者的身份，将这三个政权纳入统一的历史叙述框架，从而完成了对自唐以后中国分裂时期的历史总结，象征着元朝对“大一统”道统的承接。从文化上看，在蒙古统治者主导下，由多民族学者合作完成如此巨著，本身即是中华文化强大向心力和包容性的体现，也是元朝“汉法”推行在文化领域的一个高峰。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宋史》于至正五年修成进献时，主持其事的脱脱丞相已因政争一度去位。此后他虽复相并致力于挽救元廷危局，但元朝的社会矛盾已积重难返。修史的文化盛举，并没能阻止王朝滑向覆灭的深渊。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爆发，天下大乱。脱脱最终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于至正十五年（1355）被贬杀。他主持修纂的《宋史》，连同《辽史》、《金史》，成为了这个庞大帝国在崩溃前夕，留给后世最为厚重的文化遗产之一。
后世对《宋史》的评价，多集中于其史料价值与编纂缺陷。明清两代学者如柯维骐、钱大昕、赵翼等，或重修宋史，或对其讹误多有考辨。但无论如何，这部诞生于特殊时代、由一位蒙古丞相总领完成的巨著，至今仍是研究宋代历史最原始、最核心的文献宝库。它见证了中华历史书写传统的顽强延续，也凝固了脱脱这位末世宰相，在王朝夕阳下，为保存文明记忆所付出的努力。历史的风云变幻，与史册的沉静厚重，在至正年间的史馆中，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