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修撰宋辽金三史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编撰与一位在元朝末年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紧密相连——脱脱。以“脱脱修撰宋辽金三史”为题的这项文化工程，不仅是一次官修史书的编纂，更是在特定政治思想与复杂民族关系背景下，对前代历史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与官方定调，其过程与体例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宋、辽、金三代历史的认知。

脱脱（1314-1355），蒙古蔑儿乞部人，伯颜之侄，是元顺帝时期的中流砥柱。他于至正元年（1341年）发动政变，罢黜权相伯颜，推行一系列旨在挽救元朝统治危机的“更化”政策。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外，脱脱极其重视文教事业，将其视为收拾人心、彰显元朝正统性与文化包容性的关键举措。而组织编修前代正史，正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力的文化工程。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时期便已议修宋、辽、金三史，但因王朝正统之争（即究竟以谁为“正统”，是独尊宋朝，还是三国各予其统）、体例规划等难题，迁延数十年未能成书。

至正三年（1343年），在脱脱的主持与推动下，元顺帝正式下诏设局修史，脱脱以中书右丞相领都总裁官，实际负责总裁工作的则是翰林学士欧阳玄、揭傒斯等汉儒名士。脱脱在解决困扰已久的正统性难题上，做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断：“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一决定确立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平等并立的格局。它既承认了宋朝在汉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也肯定了辽、金两朝作为北方王朝的合法历史地位，实质上是将元朝自身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超越单一汉统的“多元一体”正统谱系之中，体现了元朝作为多民族大帝国的政治智慧与统治策略。

编修工作汇聚了当时大批顶尖学者，分工协作，进展迅速。下表简要说明了三史的基本编修情况：

脱脱修史工程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资源调配。他以宰相之尊亲任都总裁，确保了修史机构能够高效运转，并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持。其次，他善于任用专业人才，将具体学术事务委任给欧阳玄、揭傒斯等博学大儒，保证了史书的质量。最后，其“三国各与正统”的定调，从政治上扫清了最大障碍，使编纂工作得以迅速推进，短短两年半内，三部巨著相继告成，效率惊人。

然而，脱脱修撰宋辽金三史也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与缺憾。首要问题即是编纂仓促。尤其是《宋史》，面对汗牛充栋的宋代文献，编纂者未能充分剪裁、考订，导致全书篇幅庞大、内容前后矛盾或重复之处甚多，纪传志表之间缺乏精密统合。《辽史》则因史料本就不足，编纂时搜罗未广，导致内容较为简略，且有疏漏。其次，史观上虽倡“平等”，但实际编纂中仍以宋朝为重心，且站在元朝立场，对三朝的评论难免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尤其是对宋末抗战将领的记载评价，多有贬抑。此外，由于元朝的民族等级背景，编纂队伍中虽各族皆有，但核心笔削仍以汉族儒士为主，对辽金历史中某些非汉元素的理解与记载，可能存在隔阂。

尽管如此，脱脱主持修撰的宋辽金三史，其历史价值不容置疑。它们系统地保存了宋、辽、金三代大量的原始史料，许多今日已散佚的文献，正赖其三史得以窥见梗概。其确立的三史并立模式，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下独尊汉族王朝正史的单一体系，开创了多民族国家历史编纂的新范式，对后世明清官修《元史》、《明史》乃至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一工程也标志着元朝统治阶层，至少在脱脱等开明派执政时期，试图通过文化整合来强化政权合法性，是元朝“汉法”推行与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正四年（1344年），三史即将竣工之际，脱脱因政事繁忙与健康原因辞去相位，但修史事业在其奠定的基础上顺利完成。可以说，脱脱以其政治家的魄力与见识，为这项旷世文化工程保驾护航，使其得以在短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而问世。修撰宋辽金三史，不仅是脱脱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辉煌篇章，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它如同一座纪念碑，既铭刻了宋、辽、金三个伟大时代的兴衰历程，也见证了元朝这个多民族帝国在文化融合与历史书写上的独特探索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