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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收复台湾的水师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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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收复台湾的水师提督

在清初统一中国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台湾的收复是其关键一环。而完成这一历史性使命的核心人物,并非人们熟知的康熙皇帝,而是那位一度被清廷冷落、最终却被委以重任的水师提督施琅。他的一生,与明郑政权、与台湾海峡的波涛紧密相连,其战略眼光、军事才能以及对海权的深刻理解,使他成为改变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人物。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早年,他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麾下的部将,后追随郑成功抗清,因治军严谨、骁勇善战而深受器重。然而,两人最终因战略分歧和权力矛盾决裂,施琅的家人被郑成功处死,这成为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也埋下了日后他矢志平台的心理伏笔。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降清,被授予同安副将,后升任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开始系统地为清朝筹建和训练一支可与郑氏水师抗衡的海上力量。

康熙初年,清廷对台策略在“剿”与“抚”之间摇摆。施琅是坚定的主剿派,他屡次上疏,阐述台湾对帝国海防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他明确指出,弃之必为后患,留之则可永固边陲。然而,当时清廷内部保守势力强大,加之“三藩之乱”爆发,康熙皇帝采纳了“循于招抚”的建议,甚至一度裁撤福建水师,将施琅调入京师任内大臣,实为闲置。这漫长的十三年来京赋闲,并未消磨施琅的意志,他深入研究海防,不断完善攻台方案,静待时机。

康熙二十年(1681年),随着“三藩之乱”平定,以及台湾明郑政权内部因郑经去世陷入权力动荡(幼主郑克塽即位,权臣冯锡范、刘国轩主政),康熙皇帝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在大学士李光地等人的力荐下,熟悉郑军内情、且意志坚定的施琅被重新启用,复任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授予专征大权。获得信任的施琅没有急于求成,他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厦门整顿水师、建造舰船、招募训练水手,并派遣间谍深入台湾搜集情报,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准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施琅率领清军水陆官兵两万余人、战船两百余艘,自铜山(今福建东山)誓师东征。他摒弃了以往从厦门正面直攻澎湖的常规路线,而是利用南风季,选择从铜山出发,先取澎湖群岛中的八罩屿作为前进基地,体现了其出色的航海知识和战术灵活性。七月,决定性的澎湖海战爆发。施琅指挥清军与刘国轩率领的郑军主力激战,战斗中施琅本人眼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最终,清军凭借火力、战术和士气的优势,几乎全歼郑军水师,刘国轩仅率少数残部逃回台湾。此役彻底摧毁了明郑政权的军事支柱。

澎湖失守后,台湾门户洞开,郑氏集团内部人心瓦解。施琅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释放俘虏,优待降卒,宣示“剿抚并用”之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郑克塽、刘国轩等人最终决定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1683年10月8日),施琅率军登陆台湾,接受郑氏政权归降。自此,游离于中原政权之外二十余年的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平台之后,施琅的表现展现了他超越一般武将的政治家胸襟。他亲至郑成功庙致祭,言“君恩深重,臣节当尽”,表达了对旧主复杂情感的公开处理,有效安抚了台湾军民。更重要的是,他力排朝中“弃台”的短视之议,连续上呈《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以令人信服的理由阐述了留守台湾的必要性:

主张弃台者理由施琅驳斥与留守主张
台湾远隔重洋,统治耗资巨大“弃之必酿大祸”,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必卷土重来,成为沿海大患。
岛内土地贫瘠,经济价值有限指出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且为东南数省之“藩篱”,战略屏障价值无可替代。
迁其人而弃其地认为迁徙人口不现实,且空出的土地必将被“匪类”或“红毛”(西方殖民者)占据。

康熙皇帝采纳了施琅的建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置三县,派兵驻守。这一决策奠定了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行政基础,影响深远。

施琅因平台之功,被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他晚年继续留任福建水师提督,致力于沿海防务与开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卒于任所,谥号“襄庄”。他的一生,从郑氏旧部到清朝降将,从闲置京官到一战定乾坤的统帅,其个人命运与王朝统一大业紧紧捆绑。他以实际行动证明,台湾的收复与留守,不仅是武力的胜利,更是深远地缘政治考量的结果。施琅的名字,也因此铭刻在中国统一历史的长卷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海疆守护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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