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侯生遁逃记

公元前212年，咸阳城暗流涌动。秦始皇嬴政一统六国后，追求长生不死的执念日益强烈，豢养了大量方士为其寻访仙山、炼制丹药。然而，就在这一年，两位深受信任的方士侯生与卢生的突然逃亡，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滔天巨浪，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天下的思想浩劫——坑儒事件。

侯生其人，史载不详，但其身份为秦廷方士当无疑义。方士群体在战国末期至秦代极为活跃，他们精通天文、地理、占卜、医药，尤以宣扬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闻名。秦始皇统一后，对方士群体礼遇甚厚，多次派遣徐福、韩终、侯公、石生等人出海求仙，耗费巨资。侯生与卢生便是此时期受命为始皇求取仙药的核心人物。然而，仙药渺茫，久求不得，二人深知无法向始皇交代，更对秦廷日益严酷的高压政策心生恐惧。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侯生与卢生私下议论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这段尖锐的批评，深刻揭示了秦始皇的统治风格：刚愎自用、崇尚严刑峻法、权力高度集中。他们意识到，在如此环境下，求仙不成的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二人选择了遁逃。

侯生、卢生的逃亡，无异于对皇权的公然藐视。震怒的秦始皇立即下令追查。御史（掌管监察的官员）受命审讯咸阳城内的方士与儒生。在严刑逼供与相互告发的恐怖氛围下，牵连者越来越多。最终，秦始皇亲自圈定了四百六十余名“犯禁者”，全部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被坑杀者并非纯粹的儒生。秦代“儒”的概念较为宽泛，常将研习诗书、通晓古今、议论时政的学者统称为“儒”，其中包含了大量方术之士。侯生、卢生本身便是方士，他们的逃亡直接引发了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后世虽以“坑儒”名之，实则受害者身份复杂，反映了秦廷对一切非官方思想的打压。

关于坑儒的具体人数，史料记载略有差异：

事件并未因坑杀而结束。据《说苑·反质篇》记载，逃亡的侯生最终被秦军捕获。面对盛怒的秦始皇，侯生毫无惧色，反而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辩论。他直言秦政之弊：宫室奢华至极（“宫室之侈，殚民之力”）、赋税沉重（“赋敛如抟攫”）、严刑峻法（“赭衣塞路，有司不能止”），预言秦朝将如春草般迅速衰亡（“秦亡，可立而待”）。这番言论虽未能改变其命运，却如匕首般刺穿了秦帝国表面的强盛，揭示了其统治基础的空虚与脆弱。

侯生遁逃及其引发的坑儒事件，是秦始皇晚年暴政的集中体现。其影响深远：

其一，它标志着秦帝国思想文化政策的彻底转向。此前虽有“焚书”（公元前213年）之举，主要针对民间藏书。坑儒则是直接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进行肉体消灭，试图以恐怖手段钳制思想、杜绝批评。

其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此举彻底寒了天下士人之心，将大批知识精英推向对立面。陈胜、吴广起义后，众多儒生、方士加入反秦队伍，如孔子后裔孔鲋便怀抱礼器投奔陈胜，可见其离心离德。

其三，塑造了后世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认知。坑儒与焚书并称，成为后世批判暴政的典型符号，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对君权与思想自由关系的反思。

侯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方士，因其一次逃亡的选择，无意间成为点燃秦帝国桶的引信。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体的生存挣扎，更是一个时代思想窒息、文化浩劫的缩影，提醒着后人：思想自由与政治高压的碰撞，往往酝酿着历史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