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清诗坛“格调派”的领军人物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代乾隆朝诗坛巨擘，格调派的旗帜性人物。其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深刻影响了乾嘉诗风，成为清代文学批评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

早年蛰伏与晚年显达

沈德潜的仕途堪称传奇。他生于康熙十二年，早年科场屡屡受挫，直至乾隆四年（1739）方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然其深厚的学养与诗才早已闻名江南。乾隆皇帝对其青眼有加，称其“江南老名士”，不仅擢升其官职，更屡次赐诗唱和，甚至亲笔为其诗集作序，恩宠之隆，清代文臣罕有其匹。77岁致仕时，加赠礼部尚书衔，享“食一品俸”，可谓“晚达而极荣”。

“格调说”的理论内核

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以“格调说”为核心，主张诗歌应兼具思想内容的雅正（格）与艺术形式的规范（调）。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明代前后七子，但沈氏对其进行了系统化与修正：

• 宗法盛唐，尤重杜甫：强调学习盛唐诗歌的雄浑气象与杜甫的沉郁顿挫，认为此为诗歌“格高”的典范。
• 温柔敦厚，诗教为本：承袭儒家诗教传统，主张诗歌应“归于中正和平”，发挥“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功能，反对激烈直露的情感表达。
• 讲求法度，注重声律：重视诗歌的章法结构、用字炼句及声韵格律，认为形式上的精工是“调雅”的基础。

这一理论集中体现于其诗论专著《说诗晬语》及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即《国朝诗别裁集》）等系列选本中。这些选本以“格调”为尺度，去芜存菁，树立典范，成为当时士子学诗的重要教材，影响深远。

“格调派”的崛起与影响

在乾隆帝的推重及沈德潜的理论引领下，一批诗人聚集于“格调”旗帜之下，形成清代诗坛重要流派——格调派。此派成员多尊崇沈氏学说，创作上注重摹拟古人法度，追求气格浑厚、声调铿锵。其代表人物除沈德潜外，尚有王昶、钱载、王鸣盛等。格调派在乾隆中叶声势极盛，几乎主导了官方与主流诗坛的审美取向。

与“性灵派”的论争

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主张，与同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说”形成了鲜明对立与激烈交锋。袁枚主张“诗写性情”，强调个性、灵感与自然流露，反对一味拟古和形式拘束。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直言：“夫诗者，各人之性情，非关高下也…归愚（沈德潜）尚书，专主持唐学者也。” 这场格调与性灵之争，实质是传统诗教与个性解放、师古与创新在诗学领域的碰撞，共同构成了乾隆诗坛丰富多彩的景观。

身后荣辱与历史评价

沈德潜晚年备受尊荣，然其身后却因牵涉而遭清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发，因沈德潜曾为徐作传并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已故的沈氏被追夺所有封典、谥号，扑毁墓碑。此事虽属政治牵连，但也反映了其地位与影响的另一面。

在文学史上，沈德潜的功过评价较为复杂：

• 积极方面：系统总结了传统诗学（尤其唐诗）的艺术经验，通过选本普及了经典，对纠正清初某些诗风流于空疏或俚俗的弊端有积极作用。
• 争议方面：过度强调“温柔敦厚”易致诗歌流于平庸；过分注重法度格律可能束缚性灵；其理论及创作中的拟古倾向，也被批评为创新不足。

无论如何，作为“乾隆四大家”（沈德潜、袁枚、蒋士铨、赵翼）之一，沈德潜以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庞大的创作体量（著有《归愚诗钞》、《归愚文钞》等）以及官方与民间双重认可的地位，奠定了其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其“格调说”虽在后世受到冲击，但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仍值得深入探究。

沈德潜晚年主要著作刊行年表

沈德潜以其独特的生命轨迹——大器晚成的仕途、备受争议的诗论、身后戏剧性的荣辱——成为解读清代中期政治与文学生态的一个关键符号。其倡导的格调派，在古典诗歌走向总结与嬗变的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