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摄政揽大权

在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上，载沣摄政揽大权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篇章。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内相继离世，清朝的统治核心瞬间崩塌。年仅三岁的溥仪被扶上皇位，年号宣统。而他的生父、光绪帝的胞弟、时年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则被任命为监国摄政王，总揽军政大权。这一任命，标志着清王朝试图通过强化皇族集权来进行最后一次自救，但其过程与后果，却深刻加速了帝国的终结。

载沣之所以被选中，源于其特殊的身份与政治倾向。他是慈禧太后妹妹的儿子，又是光绪帝的弟弟、溥仪的生父，这种至亲关系被视为皇权安全的最大保障。在慈禧看来，载沣性格谨慎、忠于皇室，且与光绪及维新派无涉，是维持爱新觉罗氏统治的可靠人选。然而，这位年轻的摄政王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外部列强环伺，内部革命暗流汹涌，立宪呼声日益高涨，而清廷的统治威信早已一落千丈。

载沣摄政的核心举措，便是极力推行“皇族集权”。其首要目标便是罢黜权势煊赫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载沣兄弟（光绪）与袁世凯素有旧怨，普遍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囚与袁世凯的出卖有直接关系。1909年1月，载沣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籍。此举虽暂时消除了内部最大的权臣威胁，但也彻底得罪了根基深厚的北洋集团，为日后辛亥革命中北洋系的背弃埋下了伏笔。

紧接着，载沣致力于将军事权力牢牢掌控在皇族手中。他亲自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由他亲自统领的禁卫军。同时，他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形成了“兄弟分掌陆海”的局面。在中央，他改组军机处，安排更多皇族亲贵进入权力核心。这一系列动作，被时人讽刺为“皇族内阁”的先声，其本质是排斥汉人官僚、强化满人亲贵统治，这与当时汹涌的立宪潮流中关于“责任内阁”与“政治共享”的呼声完全背道而驰。

在经济与外交层面，载沣政权亦步履维艰。为了重建一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现代化陆军，清廷不惜大肆举借外债，并推行激进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这一政策直接侵犯了地方士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尤其是损害了已投入巨资的四川、湖北、广东等地商民权益，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在外交上，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载沣政府显得软弱无力，其试图收回利权的努力大多收效甚微。

载沣摄政期间最为人诟病、也是对其统治致命一击的，是1911年5月“责任内阁”的出台。这届内阁共13人，满族占9席，其中皇族亲贵更达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此举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面目，令多年来呼吁君主立宪、期待政治参与的立宪派士绅和汉族官僚深感绝望，从而将他们推向了革命阵营。清廷的政治信誉至此完全破产。

“皇族内阁”成立的同月，载沣批准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随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的抗议尤为激烈，演变为全省性的武装冲突。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汉防务空虚。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辛亥革命烈火迅速燎原。

面对南方十余省的独立，束手无策的载沣和清廷亲贵不得不向他们曾经罢黜的袁世凯低头。在袁世凯的逼迫和革命形势的压力下，载沣于1911年12月6日被迫辞去摄政王职务，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三个月后，清朝灭亡。载沣的摄政生涯，与其说是揽权，不如说是为清王朝主持了一场仓促而狼狈的葬礼。

历史地看，载沣摄政揽大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与民主革命思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他逆流而动，企图通过强化一个已然腐朽衰败的家族专制来挽救王朝，其政策核心是排汉、集权与收利。这非但未能凝聚力量，反而将立宪派、汉族官僚、地方士绅和广大民众等几乎所有关键力量推向对立面，极大地孤立了清廷统治集团。他的执政，生动诠释了“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的奋斗”之间的残酷关系：无论个人如何努力，若其方向与时代潮流相悖，其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载沣的揽权，最终揽来的是清王朝的加速崩溃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