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传尚书之学

伏生，名胜，字子贱，济南郡（今山东章丘）人，西汉初年著名经学家。其生平最卓著之功绩，在于传承《尚书》之学，使这部上古政治文献免于亡佚，为汉代经学复兴奠定基石。本文将从秦末典籍浩劫、伏生护经始末、汉廷求书举措、今古文传承差异及学术影响等维度，系统梳理伏生传《尚书》之学的历史脉络。

焚书浩劫与伏生护经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禁私学、焚诗书，诏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尚书》作为上古三代政典汇编，首当其冲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任秦博士的伏生，冒死将藏于宅壁的《尚书》简册秘藏于济南故里。秦末战乱中，藏简因壁湿虫蛀损毁近半，仅存二十八篇，此为后世所称“今文《尚书》”之底本。

汉廷求书与晁错受业

汉文帝即位后，诏令天下搜求遗经。据《汉书·儒林传》载：“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朝廷遂遣太常掌故晁错赴济南受业。因伏生年老口齿不清，需由其女羲娥转述经义，晁错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故称“今文《尚书》”。此次传经过程极为艰难：“伏生老，言不可晓，其女传言授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略意，十才得其二三。”（《太平御览》引刘向《别录》）

今文二十八篇构成考

伏生所传二十八篇构成汉代官学体系核心，其篇目结构如下表所示：

此二十八篇构成西汉《尚书》学根基，武帝时立为学官，由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发展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学说，成为两汉经学重要流派。

今古文之争的肇端

伏生今文《尚书》传承百年后，景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然因字体为战国古文，时人难识，由孔安国献于朝廷后未列学官。今古文差异不仅在于篇目多寡，更在文本解读与学术立场：

• 今文经学强调微言大义，服务汉代政治建构
• 古文经学侧重历史考证，注重文本原始性

此差异引发持续两百余年的今古文之争，直至郑玄融通两家方暂告段落。

伏生传经的学术影响

伏生护经之举具有多重历史意义：首先，保存了华夏政治文明元典，《尚书》所载德治理念、典章制度成为后世政治哲学源头；其次，开创师法传承体系，伏生弟子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东平夏侯氏等皆成经学大家，《汉书·艺文志》载：“《尚书》唯存济南伏生学”；再者，奠定今文经学方，其“通经致用”思想深刻影响董仲舒春秋学与汉代政治实践。

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评曰：“汉兴，言《书》自济南伏生。”清代朴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强调：“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无《尚书》则三代之制度事实不著。”伏生以耄耋之躯守护文化火种，其功绩实为中国学术传承史上最悲壮而光辉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十三经注疏》中《尚书》五十八篇（含今文三十三篇、古文二十五篇），其中伏生所传今文部分仍为可信度最高的核心文献。而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经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考订为伪作，更反证伏生传本之历史价值。今人研究上古史，仍须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原始材料根基，此乃伏生传经之学跨越两千年的学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