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领袖张之洞

洋务张之洞

在中国近代化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洋务运动作为一次重要的自强求富尝试，涌现出诸多代表人物。其中，张之洞（1837-1909）是一位极具特色且影响深远的关键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早期洋务派不同，张之洞的洋务实践起步较晚，但其视野之开阔、体系之完备、影响之持久，使其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与旗帜性人物，其“中体西用”的思想总结更是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

张之洞出身科举正途，以科举探花入仕，早年是清流派的健将，以直言敢谏闻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法战争的烽火与边疆危机的深化，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清流言官转向务实的洋务干臣。这一转变在他出任山西巡抚时已见端倪，而真正大规模实践则始于其担任两广总督，尤其是自1889年起长达十八年的湖广总督任期。在此期间，他以武汉为中心，开创了近代中国规模空前的近代化建设事业。

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以兴办近代工业为核心。其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武汉创建的“湖北新政”实业体系。他深知“工为体，商为用”，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1890年，他开始筹办汉阳铁厂，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采煤、炼焦、炼铁、炼钢于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被誉为“东亚雄厂”。它的建立旨在为中国铁路、军工等实业提供原料，摆脱对外依赖。尽管后期经营遭遇困难，但其开创意义毋庸置疑。围绕汉阳铁厂，他又相继创办了湖北炮厂（后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其生产的“汉阳造”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以及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等轻工业企业，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的近代工业雏形。

以下表格简要列举了张之洞主导创办的主要实业及其意义：

除了兴办实业，张之洞极度重视新式教育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兴学育才是自强之本。他大力改革传统书院，注入西学内容，如创办广雅书院。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系列近代专业学堂，涵盖了军事、农务、工艺、外语、师范等多个领域，如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这些学堂不仅教授传统经史，更大量引入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外语、军事、工农业技术等“西文西艺”，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兼具传统学识与现代科技知识的新型人才。他的教育实践为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张之洞编练了新式军队——湖北新军。这支军队完全按照西法编练，装备洋洋炮，聘请德国教官，并注重士兵的文化教育。湖北新军不仅是清末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力量，更因其内部传播的新思想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温床，这或许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历史结果。此外，他还大力支持修筑铁路，是卢汉铁路（京汉铁路）建设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深知铁路为“富强之枢纽”，对经济流通和国防至关重要。

张之洞洋务思想的理论结晶，集中体现于其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中。该书系统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主张。所谓“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儒家伦常名教作为根本和主体；所谓“西学为用”，是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乃至某些法律条文，作为巩固根本、谋求富强的工具。《劝学篇》意在调和新旧、平衡保守与激进，为当时的变法改革提供一个能被朝廷和社会主流接受的纲领。这一思想在晚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洋务派的理论旗帜，但也因其试图维护旧“体”而遭到后世激进改革者的批评。

综观张之洞的一生，其洋务实践具有显著特点：一是系统性，他并非零散地引进技术，而是力图构建一个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军事到教育相互配套的体系；二是前瞻性，他特别注重基础工业（如钢铁）和人才培养，着眼于长远发展；三是地域集中性，他以湖北为实验场，深度经营，使武汉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化工商业重镇，深刻改变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然而，其事业也面临官办企业效率低下、资金短缺、管理腐败等时代通病，且在腐朽的清王朝体制下，其“自强求富”的最终目标难以彻底实现。

尽管如此，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他是一位复杂的过渡时代人物，既是传统科举精英，又是近代工业的开拓者；既是王朝的忠实捍卫者，其创办的事业却客观上为王朝的掘墓人提供了土壤。他的实践与思考，深刻反映了中国在被迫融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时的矛盾、挣扎与进取，其遗产——无论是实体工业基础，还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命题——都长久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路径与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