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唐室危殆

标题：安史之乱爆发唐室危殆

公元755年，大唐天宝十四载，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撕碎了盛世的华美绸缎，将帝国拖入了长达八年的血腥泥潭。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致命转折点，更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时代的终结。其根源深远，过程惨烈，影响波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使一度如日中天的唐室陷入了空前的危殆境地。

叛乱根源：盛世下的暗流

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天宝年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激化的总爆发。首先，均田制与府兵制的瓦解动摇了帝国的根基。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大量自耕农破产流亡，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兵源枯竭，难以维持。朝廷不得不转而依赖募兵制，边镇节度使借此机会大肆扩充私人武装，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军事集团。其次，节度使制度的畸形发展是直接祸源。玄宗为应对吐蕃、契丹等边患，赋予沿边十大节度使极大的军政财权，使其“据险要，专方面”，尾大不掉。其中，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其兵力竟占全国边镇军队的近四成，叛乱的资本已然铸成。最后，朝廷中枢的腐败与麻痹。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排斥异己，阻塞言路；玄宗晚年沉溺享乐，朝政松弛，对安禄山的野心虽有察觉却处置犹疑，终致养痈成患。

叛乱爆发与两京陷落：帝国心脏的沦陷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起兵。叛军主力十五万，多是久经战阵的边兵，一路南下，中原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河北州县多望风瓦解。仅用三十四天，叛军便渡过黄河，兵临东部洛阳。封常清、高仙芝临时募集的乌合之众难以抵挡，洛阳于十二月陷落。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更为灾难性的是潼关的失守。翰率二十万大军坚守潼关天险，本是遏制叛军西进的关键。然而玄宗与杨国忠急于求成，屡次催战，翰被迫含泪出关，于灵宝遭遇崔乾佑部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公元756年六月，玄宗仓皇西逃，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之变，杨国忠，杨贵妃被缢死。七月，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而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旋即落入叛军之手，惨遭蹂躏。

相持与反攻：危殆中的挣扎

两京陷落，唐室危如累卵。然而，叛军集团内部矛盾迅速激化。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叛军内耗。这为唐廷提供了喘息之机。肃宗依靠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并借助回纥援兵，开始了艰难的反攻。同年九月，郭子仪等配合回纥骑兵，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但胜利的代价巨大，回纥兵在洛阳纵兵抢掠，给东都带来了二次浩劫。

战局并未因此平息。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收整其众，再度攻陷洛阳，与唐军于邺城等地反复拉锯。直到761年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叛军势力进一步削弱。762年，代宗即位，继续借回纥兵，并以仆固怀恩为统帅，最终于763年正月攻破叛军最后据点，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深远影响：危殆之后的王朝痼疾

尽管叛乱平定，但唐室的危殆状态并未解除，帝国已是面目全非。第一，藩镇割据成为痼疾。为安抚降将、尽快平叛，朝廷不得不任命安史旧将李怀仙、田承嗣等为河北诸镇节度使，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开启了中晚唐藩镇跋扈的局面。第二，中央权威扫地，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肃宗、代宗重用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等掌握枢密、禁军，宦官势力自此深度介入皇权废立。同时，朝臣党争加剧，进一步损耗了统治效率。第三，经济重心南移加速。北方经年战乱，“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南方相对稳定，成为国家财赋主要来源。第四，边疆与民族格局剧变。为平叛，陇右、河西精兵内调，导致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虚而入，一度占领长安，西域也渐次失守。回纥则因助战有功，态度骄横，给唐廷带来长期的外交与财政压力。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唐王朝的盛世迷梦，将唐室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缓慢衰落与挣扎之中。它不仅是军事叛乱，更是对帝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经济体系的一次总崩溃。其遗产——藩镇、宦官、党争、边疆危机——如同无法愈合的伤口，持续消耗着帝国的生命力，最终将辉煌的大唐引向了分裂与灭亡的深渊。这场动乱，也因此被后世史家视为中国中世纪历史的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