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宴科举及第盛典，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最具象征意义与仪式感的官方庆祝活动之一。它不仅标志着新晋进士荣登仕途的起点，更承载着国家对人才选拔制度的高度认可与文化礼赞。自唐代起，这一盛典便在长安城南的“曲江池”畔举行，因此得名“曲江宴”。曲江宴不仅是科举及第者的荣耀时刻，也是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云集的文化盛会，更是中国封建社会“以文取士”理念的重要体现。
“曲江宴”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唐初。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朝廷已开始在曲江池举办大型宴会以犒赏功臣或庆祝国事。然而真正将其制度化并赋予科举色彩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年间（713–741），随着科举制度日益成熟，朝廷将新科进士及第者集中于曲江池畔设宴，以示嘉奖。自此，“曲江宴”正式成为科举庆典的核心环节，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之广，在历代科举活动中首屈一指。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进士及第者，赐宴于曲江池侧，谓之‘曲江宴’。”当时宴会由皇帝亲临或派重臣主持，百官列席，文武官员皆着盛装出席。宴席之上，有歌舞表演、诗赋酬唱、赐酒赏花，更有御赐“紫袍金带”，寓意仕途通达、前程似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宴会上常设“探花使”、“状元楼”等趣味环节，增添了文化娱乐氛围。
曲江宴不仅是物质上的盛宴，更是一场精神与文化的洗礼。许多新科进士借此机会结交权贵、展示才华，甚至通过宴席上即兴赋诗赢得名流赞赏，从而奠定日后政治与文学地位。例如，唐代诗人王维曾在曲江宴上赋诗《奉和圣制从蓬莱向清宫过明堂诏》，被皇帝御览后大加赞赏；白居易亦曾在宴会上吟诵《曲江二首》，广为流传。
除了唐代，宋代延续了曲江宴的传统，但地点有所转移。北宋因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曲江宴遂改在“琼林苑”或“金明池”举行，但仍沿用“曲江宴”的名称以示传统传承。南宋时虽偶有举行，但已不复盛况。元明清三朝则基本取消此仪典，仅在部分朝代如明永乐年间短暂恢复，但规模远不及唐代。
值得注意的是，曲江宴并非纯粹欢庆活动，它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教化意义。一方面，它强化了皇帝作为“天子选才”的权威形象；另一方面，也向社会传递“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激励寒门子弟奋发读书，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
以下为唐代曲江宴相关的历史事件统计表：
| 年份 | 皇帝 | 主要事件 | 参与人数 | 重要人物 |
|---|---|---|---|---|
| 开元二十四年（736） | 唐玄宗 | 首次大规模曲江宴，赐新科进士紫袍金带 | 约500人 | 张九龄、王维 |
| 天宝三年（744） | 唐玄宗 | 曲江宴增设“探花使”职位，由皇帝钦点 | 约800人 | 李白、杜甫 |
| 大历五年（770） | 唐德宗 | 曲江宴改为“赐宴于苑中”，仍称“曲江宴” | 约300人 | 韩愈、孟郊 |
| 贞元九年（793） | 唐德宗 | 曲江宴首次邀请外国使节观礼 | 约1000人 | 日本遣唐使、吐蕃使者 |
| 会昌六年（846） | 唐武宗 | 曲江宴停办，转为“赐宴于太学” | 无明确记录 | 无特定人物 |
进入晚唐以后，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科举制度渐趋僵化，曲江宴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曲江宴几乎绝迹。宋朝虽曾短暂恢复，但形式更为简略，且多限于宫廷内部。明代初期恢复曲江宴之名，实为虚设，实际在“午门赐宴”中完成类似功能。
清代科举制度虽保留“殿试”与“赐宴”环节，但不再称为“曲江宴”。乾隆皇帝曾在“保和殿”赐宴新科进士，称作“琼林宴”，与曲江宴形神俱异。现代学者认为，曲江宴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文化符号，关键在于其融合了“政治仪式”、“文人雅集”、“民俗庆典”三大要素，堪称中国古代“公共空间中的精英文化展演”典范。
综上所述，曲江宴科举及第盛典，不仅是唐代盛世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科举制度成熟与社会价值观凝固的缩影。它既体现了统治阶层对知识精英的尊重，又折射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今天，当我们回顾“曲江宴”这一历史名词时，所感受到的不只是昔日繁华，更是中华文化中那份对智慧、公正与荣耀的永恒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