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儒家思想盛行

汉朝的儒家思想盛行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法家治国而二世速亡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汉初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汉朝，尤其是自汉武帝时期以降，儒家思想逐渐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跃升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在此后两千年中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基调。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黄老无为到儒术独尊的复杂演变，其间交织着政治需要、学术整合与制度建构，其影响渗透于政治、法律、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初的过渡：从黄老无为到儒道之争

汉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国力孱弱。统治者吸取秦朝严刑峻法、劳民伤财而亡的教训，采用了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文帝、景帝时期，这一政策成效显著，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史称“文景之治”。然而，此时儒家思想并未沉寂。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儒生，已开始呼吁重视礼制、推行仁政，主张积极有为。儒生辕固生与黄老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激烈辩论汤武革命，显示出思想领域的暗流涌动。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曾令儒生辕固生入圈刺野猪，其险峻处境映射出儒道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激烈程度。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至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朝国力已臻强盛，中央集权加强、开拓边疆成为时代需求。黄老无为思想已不适应强化皇权、建立大一统秩序的政治目标。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伊始即诏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奏请罢黜所言“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已露端倪。而真正的转折点，源于大儒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系统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理论，并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其议，表彰六经，设立五经博士，兴办太学，这标志着儒家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官方学说。这一政策并非彻底灭绝其他学派，而是将儒家定为仕进的主流标准与官方教育核心，故更准确的表述是“推崇儒术”。

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与神学化

董仲舒的儒学并非先秦孔孟之学的简单复刻，而是融合了阴阳五行、法家、道家等思想的庞大体系。其天人感应说将自然灾异与君主政德相联系，既为皇权提供了神圣合法性，也试图以“天谴”来约束君主行为。儒家纲常，特别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被提升为社会永恒法则。这一时期的儒学呈现出一定的神学化倾向，并与当时的谶纬之学相结合。至汉元帝、成帝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中的实践更为深入，儒家提倡的宗法、礼制得到进一步推行，但同时也出现了拘泥经文、繁文缛节的弊端。

石渠阁与白虎观会议：经学的统一与纷争

儒家被定为一尊后，内部因对经典解释不同而衍生出不同学派，主要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为统一经义解释以服务于政治，汉朝皇帝亲自主持了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集诸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宣帝亲自裁定，增立博士，旨在统一今文经学内部歧义。至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会议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章帝仿石渠阁故事，召集天下名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亲临称制”，会议成果由班固整理为《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此书以法典形式确立了儒家经学的主要范畴和官方解释，将三纲六纪等教条系统化、法典化，标志着儒家思想与东汉皇权结合达到新高度。

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儒家思想的盛行远超庙堂之上，它深刻重塑了汉代的社会结构、理与文化风貌。在制度层面，察举制使通晓儒经成为入仕主途，“经明行修”的儒生大批进入官僚体系。在教育层面，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国学纷纷建立，形成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教育网络。在司法层面，出现“春秋决狱”，即直接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来审判案件，儒家开始法律化，礼法融合进程加速。在社会层面，孝道被极度推崇，“举孝廉”制度使得“孝”成为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东汉尤甚。厚葬、守丧等儒家礼俗广泛流行。在历史编纂上，司马迁的《史记》虽百家，但其价值评判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至班固的《汉书》则更明确地以儒家正统观念为指导。

盛行之下的反思与演变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盛行也并非毫无问题。其神学化、谶纬化倾向在后世常被诟病。王莽篡汉与东汉光武帝中兴均利用谶纬，使儒学蒙上神秘色彩。到东汉中后期，经学日趋繁琐僵化，一些有识之士如王充著《论衡》批判虚妄之说。同时，儒家思想本身也在实践中调整，吸纳法治等要素，形成“外儒内法”的实际统治术。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经学衰微，为魏晋玄学的兴起提供了空间，但儒家确立的基本纲常与政治理念，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动摇的根基。

结语

汉朝儒家思想的盛行，是一个由政治选择推动、经学者发展、制度保障落实、社会广泛接受的漫长过程。它始于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合作，成于两汉历代皇帝的制度建设与经学会议，终于渗透至帝国肌体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过程不仅确立了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一套以仁政、德治、礼教、伦常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模式，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价值观念与民族心理。汉朝赋予儒家的不仅是尊荣，更是将其从一种学说转化为文明的核心代码，其遗产至今仍在以某种形式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