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盎：谏杀晁错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诸侯王叛乱。而在这场动乱的前奏与中，两位重要臣子——袁盎与晁错——的命运交织与激烈冲突，构成了一个充满权谋、理想与悲剧色彩的经典篇章。“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不仅是一句叛乱的政治宣言，更直接导致了晁错被诛、袁盎出使的连锁事件，深刻揭示了封建王朝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袁盎（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0年），字丝，楚人，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大臣。他以其刚直敢谏、善于辞令而闻名，曾屡次直言进谏文帝，对权贵如绛侯周勃、宦官赵同亦不假辞色，因此在朝中享有清正之声。然而，他与另一位锐意改革的大臣晁错的关系却势同水火。《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这种深刻的个人与政见矛盾，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晁错（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颍川人，是景帝为太子时的家令，深得信任。景帝即位后，晁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他洞察到诸侯王势力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力主削藩。晁错的政治理念激进且坚定，他认为削藩与否关乎国家存亡，即便因此引发叛乱也在所不惜，其著名的《论削藩疏》言辞激烈，直指问题核心。在晁错的强力推动下，景帝开始着手削减楚、赵、胶西等诸侯王的封地。

晁错的激进政策很快激起了强烈反弹。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个刘姓诸侯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大规模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叛军势大，一度震动关中。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景帝的决策产生了动摇。此时，与晁错有私怨的袁盎登场了。他秘密进见景帝，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斩杀晁错，归还削地，以换取七国罢兵。袁盎的理由是，晁错是引发叛乱的祸首，只要诛杀晁错并恢复诸侯故地，叛乱便可平息。这一建议迎合了景帝当时希望快速平息事端的心理。

景帝采纳了袁盎的建议。在晁错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被以“穿凿宗庙垣”、“大逆无道”的罪名，腰斩于东市，其家人亦被弃市。晁错之死，堪称汉初政治的一大悲剧。他怀揣巩固中央集权的理想，最终却成为政治妥协的牺牲品。然而，诛杀晁错并未能换来叛军的罢兵。当袁盎作为使臣，带着晁错的首级前往吴国军营宣诏时，吴王刘濞不仅拒绝接诏，反而嘲讽道：“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并意图胁迫袁盎为其效命。至此，景帝和袁盎等人方才明白，“清君侧”只是叛乱的一个借口，吴王等人的真正目标是夺取皇位。晁错之死，成了一项徒然的、充满讽刺的牺牲。

这一事件暴露了袁盎建议的局限性与权谋色彩。从直接效果看，诛晁错未能平息叛乱，其策略是失败的。后世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袁盎与晁错同列一传，其褒贬态度值得玩味。他对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的结局抱有同情，而对袁盎，则既称赞其“仁心为质，引义慷慨”，也通过叙事隐含对其在晁错之死中角色的微妙评判。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直言：“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袁盎一言，错之以死，盎未尝有悔意。” 认为袁盎的动机中掺杂了私人恩怨。

晁错死后，汉景帝彻底放弃了妥协幻想，起用周亚夫为太尉，率军武力平叛。经过数月激战，七国之乱被成功镇压。诸侯王的势力遭到致命打击，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为后来汉武帝推恩令彻底解决诸侯问题铺平了道路。从这个长远的历史结果看，晁错的战略判断是正确的——诸侯必反，武力削藩是唯一出路。但他过于激进、树敌过多（不仅针对诸侯，也得罪了朝中大量权贵）的策略方式，以及景帝在压力下的动摇，共同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

袁盎的结局也带有悲剧性。他在七国之乱后虽一度受景帝冷落，但后来复起。最终，他因在立储问题上得罪了梁孝王刘武，于公元前150年被梁王派出的刺客刺杀于安陵郭门外。袁盎与晁错，这两位才华横溢却势不两立的臣子，最终都未能善终，一同成为西汉前期政治残酷斗争的注脚。

回顾这段历史，袁盎谏杀晁错的事件远非简单的忠奸对立或私人恩怨。它深刻揭示了在重大政治危机面前，理想主义与现实权宜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决策者在复杂压力下的艰难抉择与可能失误。晁错代表了洞察先机、勇于任事却疏于策略的改革先驱，其悲剧在于“知势而不知身”；袁盎则代表了精通权术、善于审时度势却可能低估对手根本意图的务实官僚。他们的冲突与命运，共同构成了西汉政治史上一个令人扼腕又发人深省的复杂篇章，其历史回响远超他们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