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死劾严嵩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卷中，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斗争尤为酷烈。其中，以杨继盛冒死上疏弹劾权相严嵩的事件，堪称一道划破黑暗的悲壮闪电。这场被称为“死劾”的举动，不仅是一个正直官员对腐败权力的终极抗争，更是明代言官制度与内阁专权矛盾激化的典型缩影，其过程之惨烈、影响之深远，至今令人扼腕叹息。

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人。他出身贫寒，幼年丧母，牧牛苦读，于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其人生轨迹因两件事而发生根本转折：一是力主抗击蒙古俺答汗的入侵，反对咸宁侯仇鸾的消极避战与市之议，因此遭贬狄道典史；二是仇鸾事败后，他被重新起用，短短一年内四次升迁，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然而，这次升迁将他推至了政治风暴的中心——直接面对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

此时的大明朝廷，严嵩与其子严世蕃把持朝政已近二十年。他们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贪墨无度，时人称之为“青词宰相”。严嵩通过撰写嘉靖皇帝痴迷的青词（道教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而得宠，并利用皇帝怠政、深居西苑的特点，牢牢掌控了票拟（代皇帝批答奏章）之权，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网络。其党羽遍布六部九卿，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导致边防废弛，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以下为严嵩专权期间部分关键事件与影响：

面对如此局面，刚被擢升、深感皇恩的杨继盛，决心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最后一搏。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他斋戒三日后，呈上了那篇震惊朝野的《请诛贼臣疏》。这篇奏疏直指严嵩有“十大罪”与“五奸”。十大罪包括：坏祖宗之成法、窃君上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背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心、敝天下风俗。而“五奸”则深刻剖析了严嵩通过控制皇帝左右、言官、厂卫、官员选拔和笼络科道官员，从而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监控与保护网。杨继盛在疏中甚至发出了“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的激烈言辞，并留下了“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的决绝之心。

然而，杨继盛的“死劾”策略存在一个致命的战术失误。他在奏疏末尾写道：“观陛下之疑嵩，亦渐觉矣。因其疑而问二王，询阁臣……”这句话触动了嘉靖皇帝最敏感的神经。嘉靖帝晚年猜忌极重，尤其忌讳外臣结交藩王。严嵩立刻抓住这一点，反诬杨继盛结交二王，图谋不轨。此举成功激怒了皇帝，使得案情性质从弹劾权臣转向了涉嫌“诈传亲王令旨”的皇室禁忌。杨继盛因此被投入诏狱。

在狱中，杨继盛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廷杖一百”后，他伤势严重，生命垂危。一位狱吏感其忠义，冒险送入一枚蛇胆，传说可护心止痛。但杨继盛慨然道：“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其铮铮铁骨，可见一斑。在昏暗的牢房里，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伤口溃烂，他打碎瓷碗，用碎片自行割去腐肉，狱中灯光昏暗，他甚至挂起破碎的灯笼照明。其坚忍气节，令狱卒亦为之动容。

杨继盛在狱中被关押三年，期间朝野并非没有营救之声。然而，严嵩之所以必置其于死地，除了私怨，更深层的原因是杨继盛的“死劾”行为本身，对严嵩的权力根基构成了 symbolic threat（象征性威胁）。它如同一面旗帜，可能唤醒更多沉默的正直之士。最终，在嘉靖三十四年秋，严嵩巧妙地将杨继盛的名字附在另一桩死刑案（都御史张经、李天宠案）的卷尾，嘉靖皇帝未细察便朱笔勾决。当年十月，杨继盛被押赴北京西市处斩，时年四十岁。临刑前，他赋诗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闻之，无不涕泣。

杨继盛之死，并非斗争的终点，而是反严嵩斗争走向的转折点。他的“死劾”与惨烈就义，极大地震撼了士林，激发了巨大的道义力量。此后，御史邹应龙、林润等人继续斗争，并最终利用嘉靖帝对严世蕃奢侈无度及通倭嫌疑的厌恶，扳倒了严嵩父子。严嵩罢官后凄凉而死，严世蕃被斩首。杨继盛也因此在隆庆朝得到平反，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后世尊奉为忠臣的典范。

纵观杨继盛死劾严嵩党这一事件，其价值远超个人恩怨。它深刻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皇权怠政下内阁首辅专权的畸形政治生态，以及言官制度作为传统政治纠错机制，在面临绝对权力腐蚀时的无力与悲壮。杨继盛选择以生命践行儒家“文死谏”的信条，用最极端的方式履行言官的职责，其精神核心是对“道统”高于“治统”的执着信仰。他的故事，不仅是明代政治史中一抹凄厉的亮色，也为后世思考知识分子的气节、权力的监督与制度的局限，提供了一个永恒而沉重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