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发废丞相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长河中，明初的胡惟庸案无疑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此案不仅终结了延续千余年的丞相制度，更深刻重塑了明朝乃至其后数百年的君主专制权力结构。其过程错综复杂，影响深远，远非简单的“谋逆”二字可以概括。

胡惟庸，濠州定远人，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因其精明干练而逐渐获得信任。明朝建立后，胡惟庸在李善长等淮西勋贵的支持下，官运亨通，于洪武六年（1373年）升任中书省右丞相，不久独居左丞相之位，权势熏天。《明史》载其“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这生动描绘了其专权跋扈之状。丞相位极人臣，本已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而胡惟庸的种种行为，更是不断触碰朱元璋的敏感神经。

胡惟庸的倒台，直接是其子坠马死于马车之下，胡惟庸擅杀车夫，此事被朱元璋严究。随后，又发生占城国使臣入贡事件，胡惟庸未向皇帝报告，这被视作欺君罔上的明证。然而，这些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朱元璋最终给胡惟庸定的核心罪名是“谋逆”，其具体指控包括但不限于：私通蒙古、日本（倭寇），意图里应外合；家中藏匿兵器甲士；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谋不轨”之名，迅速诛杀胡惟庸、陈宁等人，并废黜中书省，罢设丞相。

此案并未随胡惟庸之死而终结，反而在后续十年间不断扩大，牵连甚广，演变为一场政治清洗运动。朱元璋借题发挥，将许多开国功臣、文武官员，乃至与胡惟庸仅有泛泛之交者都罗织进来。最终，此案与后来的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诛戮超过四万五千人。以下表格简要列出了案发后的主要扩大化阶段及牵连的代表人物：

胡惟庸案最直接、最根本的制度性后果，便是丞相制度的废除与皇权的空前集中。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自此，皇帝直接统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成为国家政务的唯一核心决策者。为了应对繁重的政务，朱元璋及后继者设立了内阁作为咨询机构，但其权力完全来源于皇帝的授权，与拥有法定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的丞相有本质区别。这一变革，标志着自秦朝以来“君权—相权”二元结构的终结，君主专制发展到新的高峰。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胡惟庸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它是朱元璋强化皇权、扫除障碍这一长期政治路线的必然产物。明朝开国后，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势过盛，已成为皇权巩固的巨大障碍。其次，它反映了朱元璋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警惕。他对汉、唐、宋等朝代出现的权相、外戚、宦官干政乃至篡位的历史深以为戒，决心从制度根源上铲除威胁。最后，此案也带有朱元璋个人猜忌、果敢甚至残忍的鲜明性格烙印，其利用酷刑和连坐制造恐怖，以达到震慑群臣、确保朱家江山稳固的目的。

胡惟庸案的影响极为深远。正面看，它彻底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制衡，使得明初的政治格局高度稳定，政令高度统一，为“洪武之治”及后续的永乐盛世奠定了极权基础。但代价同样巨大：其一，大规模屠杀功臣导致朝廷人才断层，尤其是有经验、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凋零，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其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和决策风险，后世皇帝不堪重负，反而催生了宦官（如司礼监）的窃权，形成了新的权力失衡；其三，它开创了明代通过特务政治（锦衣卫）和酷刑诏狱进行统治的恶劣先例，对明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毒化影响。

综上所述，胡惟庸案发废丞相绝非一桩孤立的谋反案件。它是一场由雄猜之主朱元璋主导的、旨在重构国家权力顶层的政治革命。它通过残酷的暴力手段，一举清除了勋贵集团，并永久性地废除了丞相制度，将皇权推向绝对化的巅峰。这一事件深刻地塑造了明朝的“基因”，其确立的君主极度集权模式，成为理解明代乃至清代政治生态的关键锁钥。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旨在永绝后患的制度设计，却在长远中埋下了新的政治隐患，这或许是朱元璋在策划这场大风波时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