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重贵抗辽终遭俘

石重贵抗辽终遭俘

后晋开国君主石敬瑭于公元936年称帝，以“儿皇帝”之名向契丹（辽）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这一举动虽使后晋得以建立并维持短暂统治，却埋下了国家衰亡的种子。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继位，成为后晋第二位皇帝，年号“天福”，后改“开运”。石重贵即位之初，便试图摆脱对契丹的依附，此举引发与辽国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后晋灭亡、石重贵，史称“石重贵抗辽终遭俘”。这场战争不仅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帝国之间的对抗，更深刻折射出五代十国时期政治格局的动荡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石重贵登基后，面对国内士人要求恢复汉人尊严的政治氛围，以及契丹日益膨胀的野心，他决定采取强硬姿态。他在天福七年（942年）废除“父事契丹”的旧制，宣布“不称臣”，拒绝再向契丹进贡，并且遣使诘问契丹使者：“我乃中国之主，岂可为藩属？”此举被视为对契丹权威的公然挑战，也标志着后晋正式与辽决裂。

辽景宗耶律贤闻讯震怒，遂于开运二年（945年）发动大规模南侵，意图一举吞灭后晋。辽军兵分三路，由大将耶律休哥、萧翰统帅主力，直指晋都太原；另一路由韩德让率军进攻河北，切断后晋粮道；第三路由李思同攻占山东部分州县，企图从侧翼包抄。此时后晋内部亦因石重贵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而政局不稳，大臣如张彦泽、冯玉等屡次谏言无果，军事指挥系统混乱，难以组织有效抵抗。

尽管石重贵在初期曾取得局部胜利，如派遣将领杜重威、安审信等人在定州、幽州一带击退辽军前锋，但辽军凭借骑兵优势和后勤补给线的稳固，逐步蚕食后晋领土。开运三年（946年），辽军主力突破后晋防线，围攻太原。石重贵被迫放弃首都，退守晋阳（今太原），但晋阳城防薄弱，守将杨光远投降，致使太原失守。

与此同时，后晋在河北、山东等地节度使纷纷叛变或投降，包括镇州节度使李筠、棣州刺史王继忠等皆倒戈投靠契丹。石重贵失去地方支持，军队士气低落，民心涣散。辽军趁势长驱直入，于开运四年（947年）正月攻陷汴梁——后晋首都。石重贵仓皇逃往洛阳，试图依托河南腹地重建政权，但洛阳早已门户洞开，辽军轻骑追击，石重贵几乎陷入绝境。

就在石重贵濒临崩溃之际，一位关键人物登场——李太后（石重贵之母）。她密令亲信宦官赵延寿携传国玉玺与文告赴洛阳，欲假借“奉诏勤王”名义稳定军心。然而赵延寿贪图富贵，竟暗中投奔辽军，并献上玉玺助辽军攻城。洛阳城破后，石重贵被迫再次逃亡，最终抵达汴州西郊，在当地官员及残部护卫下短暂喘息。

不久，辽太宗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于开运四年（947年）四月抵达汴梁，下令“收复中原”，并在汴梁设立“行台”，宣告“代晋立国”。石重贵虏至辽营，随后北上，囚禁于幽州（今北京）附近的府邸。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石重贵既降，封为‘负义侯’，居幽州，不得见天日。”此后的石重贵生活凄凉，仅能依靠少量俸禄维生，直至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石重贵后并未完全屈服。他曾多次向辽国请求归还燕云十六州，并试图联络南方政权联合反辽。但在辽国严密监控下，这些计划均告失败。辽太宗甚至一度考虑将其处死，幸得宰相耶律屋质劝阻，认为石重贵仍有利用价值，故仅赐予“负义侯”爵位，加以软禁。

石重贵后的历史影响深远。他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后晋政权，也为北宋统一北方铺平道路。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历史悖论：一个试图摆脱外族控制的政权，往往因为缺乏内外协调、战略失误而导致覆灭。石重贵抗辽之举虽出于爱国之心，却因政治幼稚、军事无力而功败垂成。

综观整个过程，石重贵抗辽终遭俘并非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政治误判、内政腐败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虽有雄心壮志，却缺乏治国能力与战略眼光；虽欲振兴汉家江山，却未能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其结局不仅标志着后晋王朝的终结，也成为五代十国历史上一次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石重贵之后，辽国并未立即称帝中原，而是继续沿用“晋”之名号，称“晋朝遗民”，以此笼络汉族士人。这种“文化包容”策略为其日后统治中原奠定基础。而石重贵本人，则成为“抗辽英雄”的象征，其悲壮命运被后世史书反复书写，成为忠贞不屈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现代视角下，石重贵的故事仍具启示意义：任何政权若想长久立足，必须平衡内外关系，强化制度建设，而非一味强调民族主义或个人意志。石重贵抗辽终遭俘，既是历史悲剧，也是政治哲学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