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作为元朝的实际奠基者，其政治生涯的核心挑战在于如系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面对草原传统与中原治理模式的冲突、多元民族与文化的整合压力，以及蒙古贵族集团的内部分歧，忽必烈实施了一系列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稳定策略，深刻影响了十三世纪欧亚政治格局。
汉法改革与二元体制的构建是忽必烈政权稳定的基石。1260年于开平即汗位后，他突破蒙古旧制，采用中统年号，并于至元八年（1271）正式以《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在中央机构设置上，保留蒙古传统的札鲁忽赤（断事官）处理蒙古事务，同时仿唐宋制度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权分立体系。地方推行行省制，全国设十一行中书省，形成"腹里-行省-路府州县"的层级管理。这种二元体制有效平衡了蒙古特权阶层与汉族官僚体系的利益，史载至元二十五年（1288）中书省奏议："诸色户计已有定籍，宜各守其业"，表明户籍分类管理制度已趋完善。
军事威慑与叛乱平定构成了政权安全的保障网。针对西北诸王挑战正统的危机，忽必烈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于至元七年（1270）设置阿力麻里行省镇守西域，另一方面通过三次大规模远征平定窝阔台汗国海都叛乱。至元二十六年（1289）漠北之战中，元军以步兵阵结合骑兵突击的创新战术击溃叛军主力，据《元史·伯颜传》载此役"斩首万级，俘获甚众"。在南方，至元二十一年（1284）彻底镇压福建起义，同时实施"新附军"整编政策，将南宋降卒四十余万分散编入探马赤军与镇戍军体系，有效消解地方军事威胁。
经济控制与交通网络建设成为凝聚帝国的血脉。忽必烈在全国推行纸钞制度，至元二十四年（1287）发行至元通行宝钞，建立世界上首个全国性纸币系统。通过设置平准库调控物价，规定"诸路课税每岁定包银六万锭"，强化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更为关键的是驿站系统的完善，据《经世大典》记载，全国驿站总数在至元十九年（1282）已达1287处，形成覆盖350万平方公里的信息网络：
| 区域 | 驿站数 | 马匹配置 | 特殊功能 |
| 中书省直辖（腹里） | 198站 | 12,345匹 | 急递铺系统 |
| 岭北行省 | 57站 | 3,810匹 | 极北防务通道 |
| 云南行省 | 78站 | 5,200匹 | 茶马贸易干线 |
此表数据综合《元史·兵志》与波斯史料《史集》记载，可见驿站系统在军事调度、商业流通及情报传递中的核心作用。配合漕运改革，至元三十年（1293）大运河新航道开通后，江南岁粮北运量从初年的30万石增至200万石，经济命脉牢牢掌控。
宗教怀柔与文化平衡策略则消解了意识形态冲突。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创蒙古新字（1269），但同时也敕封道教全真派、保护江南儒户。在至元十八年（1281）的佛道辩论后，虽下令焚毁道经，却保留道观三百余所。尤为重要的是对伊斯兰教的管理，设立回回哈的司处理穆斯林事务，任用赛典赤·赡思丁等色目人官员。这种"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使得大都城内同时存在基督教堂、清真寺、佛寺和文庙，形成罕见的宗教共生现象。
人才选拔与监察制度的创新保障了行政效能。在科举停废（1315年才恢复）的特殊时期，忽必烈通过吏员出职制选拔实务人才，规定"路府州县吏员九十月考满"。至元五年（1268）建立御史台体系，地方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形成覆盖全国的监察网络。据《南台备要》统计，大德年间（1297-1307）年均查处官吏贪渎案达百起以上，有效遏制了吏治腐败。
元世祖的稳定策略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帝国治理智慧：通过制度创新弥合文化裂痕，依靠军事经济双轨控制维系庞大疆域，借助宗教宽容化解冲突。这些举措不仅使元朝度过初期的动荡（1260-1280），更为后续的至元盛世（1280-1294）奠定基础。尽管民族等级制度埋下隐患，但其开创的多元治理模式，对后世多民族大国管理仍具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