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与万历中兴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财政拮据、边备松弛，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嘉靖皇帝晚年沉迷道教，朝政荒废；隆庆皇帝虽有意振作，然在位时间短暂，未能扭转颓势。至万历皇帝即位初期，明朝已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此背景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间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的改革措施，史称“张居正改革”。这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王朝的积弊，促成了短暂的“万历中兴”局面，成为明代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万历皇帝年幼即位，张居正得太后冯氏与宦官冯保支持，出任首辅并担任帝师，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他深刻认识到国家面临的困境：“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赋税流失，官僚系统效率低下，国防废弛。为此，他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核心改革纲领。

张居正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其核心举措包括：

一、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万历元年）
这是改革的基石。张居正创设“考成簿”，要求六部及地方衙门将拟办事项登记造册，一式三份，分别留存部院、六科和内阁。根据事项缓急设定完成期限，逐月督查，每年考核。对履职不力者严加惩处，据记载，仅万历三年至四年间，因考成不合格被降级或罢免的官员就达数百人。此法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令不畅的局面得以扭转。

二、清丈田亩，抑制兼并（万历六年至九年）
为解决“豪强有田无粮，贫民产去税存”的赋税不均问题，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他选派官员分赴各地，严格核查田产归属与面积，打击隐匿田产、逃避赋税的豪强地主。此次清丈历时三年，查出大量隐田，全国田亩总数从嘉靖末年的4.3亿亩增至万历九年的7亿余亩（数据存在争议，一说为7.01亿亩）。此举为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也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实施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万历九年全国推行）
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张居正将嘉靖年间局部试行的“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其主要内容为：合并赋役，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为一，按亩计征；折银征收，除漕粮外，赋役统一折合银两缴纳；官收官解，由官府直接征收和运送，减少中间环节。此法简化了税制，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并显著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下表展示了改革前后太仓银库（中央财政）岁入变化：

四、整饬边防，巩固国防
张居正深知“兵不强则国不安”。他重用戚继光镇守蓟州，李成梁镇守辽东，整编军队，修缮长城，加强训练。同时改善与蒙古各部关系，通过“俺答封贡”（1571年）实现与土默特部的和平互市，有效缓解了北部边患。在东南沿海，则继续肃清倭寇残余，保障海防安全。这些措施使明朝边防力量得到显著增强。

五、治理黄淮水患，保障漕运
任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总理河漕事务。潘季驯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策略，修筑高家堰等堤坝系统，有效控制了黄河、淮河水患，保障了作为经济命脉的漕运畅通，促进了农业生产恢复。

经过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的景象：国库充盈，“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积金四百余万”；边境相对安宁，蒙古诸部纳贡称臣；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史载万历初年“中外乂安，四裔宾服”，呈现出一派中兴气象。

然而，改革也面临巨大阻力和争议。考成法严苛，导致部分官员疲于应付；清丈田亩触及豪强利益，招致强烈反对；张居正专权作风也引起部分朝臣不满。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亲政后的万历皇帝在反张势力的影响下，于次年（1583年）发起清算，废除部分改革措施，张居正被抄家，家属遭流放，改革戛然而止。

尽管如此，张居正改革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一条鞭法，虽在万历后期有所反复，但其“赋役折银”、“摊丁入亩”的核心原则被延续下来，为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基础。财政整顿的成果也支撑了万历年间平定宁夏哱拜之乱（1592年）、播州杨应龙之乱（1599年）以及援朝抗倭战争（1592-1598年）。

张居正改革是明代中后期一次重要的自救运动。它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整顿财政经济、巩固国防，暂时延缓了明王朝的衰败进程，创造了短暂的“万历中兴”。然而，改革未能触及封建专制制度的根本矛盾，其兴衰也过度依赖个人权威。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预示着明朝深层次的统治危机终将爆发。但其改革理念与实践，尤其是赋役货币化的趋势，深刻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财政制度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