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以弥补宫廷用度及填补“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军费亏空为由，打破祖制，直接派遣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商。此举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矿税之祸，成为明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派遣宦官监矿收税，表面是为缓解财政压力，实则源于神宗对张居正改革后户部财政控制权加强的不满，意图绕过官僚体系直接敛财。《明史·食货志》载：“神宗赀用乏，言利者争言矿税……于是无地不置使。”矿监税使手握钦差关防，地方官吏不得干预，形成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敛财网络。
矿监税使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一、罗织罪名，强征矿税
矿监常指民宅、良田为“矿脉”，强令屋主或地主“纳矿税”，实则敲诈勒索。如山东矿监陈增，诬指富户私开矿藏，迫其破产；湖广税使陈奉，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掘人祖坟“寻矿”，激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武昌民变，民众包围税署，陈奉仓皇逃窜。
二、重设税卡，盘剥商旅
税使于水陆要道私设税卡，重复征税。长江沿线自荆州至武昌，税卡林立，船只一日数征。运河钞关更被层层加码，据《万历会计录》残卷统计，仅临清一地，万历二十五年后年征税额较前猛增三倍有余。
三、诬陷良民，侵吞资产
矿监常诬指商贾“漏税”，抄没家产。广东税使李凤，以“”罪名拘捕富商，勒索赎银；陕西税使梁永，诬陷咸阳富户谋反，籍没其产。云南税监杨荣更因虐民过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引发军民暴动，其本人被焚杀。
下表为部分矿税重灾区典型案例：
| 时间 | 地点 | 责任人 | 暴行 | 后果 |
|---|---|---|---|---|
| 万历二十七年（1599） | 湖广武昌 | 税使陈奉 | 掘坟寻矿、强征店铺 | 民变围署，陈奉逃遁 |
| 万历三十年（1602） | 辽东 | 矿监高淮 | 克扣军饷、勒索边商 | 边军哗变，商路断绝 |
| 万历三十四年（1606） | 云南 | 税监杨荣 | 虐役矿工、私设刑狱 | 军民暴动，杨荣 |
矿税之政引发连锁反应：商路萧条，南北货流锐减；民生凋敝，流民激增；吏治崩坏，地方官因阻扰矿税被劾者达百余人。朝臣抗争亦未停息，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冒死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奈何独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东林党人李三才更痛陈：“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矿税所入，十之八九实入宦官私囊，仅小部分输于内库。据内承运库档案，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矿税名义收入约五百七十万两，然宦官贪墨、地方截留及民变损失远超此数。万历三十年（1602年）曾下诏停矿分税，然旋复故态，直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驾崩，遗诏罢除，这场祸乱天下的矿税之役方告终结。
廿年矿税，实为明代皇权膨胀突破制度约束的恶果。宦官体系借皇权渔利，官僚体系失其制衡，民生经济惨遭重创。这场自上而下的掠夺，不仅加速了社会矛盾激化，更侵蚀了王朝统治根基，为明末大乱埋下伏笔。史家叹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而矿税之祸，正是其昏聩统治最残酷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