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投降灭蜀汉

刘禅投降灭蜀汉

公元263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大将邓艾偷渡阴平，兵临成都城下。蜀汉后主刘禅在谯周等人的劝说下，决定放弃抵抗，出城投降，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灭亡。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的军事失败，而是蜀汉长期积弊与战略困境的总爆发，其过程与影响深远而复杂。

蜀汉的灭亡，根植于其国力长期疲弱与人才凋零的困境。自夷陵之战惨败后，蜀汉元气大伤，虽经诸葛亮励精图治，但其“益州疲弊”的根本状况并未改变。诸葛亮及后继者蒋琬、费祎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但疆域仅限于益州一地，人口、经济资源与曹魏差距悬殊。以下表格简要对比了三国鼎立后期（约公元260年）的基本实力：

后诸葛亮时代，蜀汉军政大权先后由蒋琬、费祎、姜维执掌。尤其是大将军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屡次北伐。然而，连年用兵使得本就有限的国力更加空虚，朝廷内部反对北伐的声音日益高涨。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本土士人，著《仇国论》，公开质疑北伐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反映了益州士民对外来政权（刘备集团多为荆州入蜀人士）长期战争政策的不满与疲惫。这种中央与本土势力的离心，是蜀汉政权内部一大隐忧。

公元262年，司马昭下定灭蜀决心，其战略部署周密：以钟会为主将，率十余万大军为主力，吸引姜维主力于剑阁；同时，命邓艾率三万偏师进行。蜀汉的应对 initially 是成功的，姜维迅速回防，将钟会大军牢牢阻滞在剑阁天险。然而，战局的颠覆来自于邓艾那场军事史上的冒险：他自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开路，裹毯而下，奇迹般地穿越天险，突然出现在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随后邓艾在绵竹击溃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领的成都最后野战兵团，直逼成都。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成都陷入一片混乱。后主刘禅面临抉择：是战，是逃，还是降？主战派建议南逃南中（云南）或东投吴国，依托险阻继续抵抗。但光禄大夫谯周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投降。他的理由非常现实：南中蛮荒，易生叛乱；东吴弱小，迟早被魏吞并，届时不免受二次屈辱；而魏军势大，投降可保百姓平安、宗庙祭祀。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力谏死战，泣血于昭烈庙后自杀殉国，但未能改变其父的决定。最终，刘禅听从谯周之议，遣使送上降书玉玺，并下令尚在剑阁的姜维等全军投降。姜维军“拔刀砍石”，将士愤慨，但最终被迫听命。

刘禅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受封为安乐县公，留下了“乐不思蜀”的典故。蜀汉的灭亡产生了连锁反应：其一，加速了三国归一统的进程，司马氏威望大增，为两年后司马炎篡魏建晋铺平道路；其二，姜维虽已投降，但仍试图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复国，策动钟会叛乱，事败后与钟会一同，其计谋虽未成功，却也让魏军自相残杀，元气大伤；其三，大量蜀汉官吏与士人北迁，其中不乏如郤正等忠贞之士，也有如谯周等受新朝礼遇者，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

历史地看，蜀汉的灭亡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结果。必然性在于其国小民疲，在与占据中原的曹魏长期消耗中难以为继；偶然性则在于邓艾军事冒险的成功与刘禅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刘禅的投降，历来褒贬不一。批评者视其为懦弱无能，断送父辈基业；而亦有观点认为，在绝对劣势下为避免成都屠城惨剧而投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保全百姓的选择。无论如何，刘禅投降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忠诚、气节、现实与历史大势的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