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诞寿春反叛

诸葛诞寿春反叛，又称“淮南三叛”之第三次叛乱，发生于曹魏甘露二年至三年（公元257-258年）。这场历时近一年的内战，是曹魏后期司马氏家族彻底铲除地方亲魏势力、巩固专制权力的关键一役，标志着魏晋禅代道路上最后一个重大障碍被清除。其过程交织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军事战术的激烈对抗以及复杂的人心向背，深刻影响了三国后期的政治格局。

叛乱的核心人物诸葛诞，字公休，琅琊阳都人，与蜀汉丞相诸葛亮、东吴重臣诸葛瑾同族。他在曹魏历任要职，镇守淮南，官至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高平侯。甘露二年，司马昭为进一步集中权力，欲召诸葛诞入朝为司空。诸葛诞深感王凌、毌丘俭等前两任淮南镇将皆因被疑而身死族灭，惧不自安，遂于五月在寿春举兵，公开反抗司马昭。

诸葛诞的反叛经过了周密准备。他首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聚集在淮南屯田的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百姓，并蓄足一年粮草。同时，他派长史吴纲带领幼子诸葛靓前往东吴称臣求救，以换取外援。东吴对此反应迅速，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将领率兵三万先行支援，随后又遣大将朱异领兵增援，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司马昭对此的反应极为果断且规模空前。他挟持皇帝曹髦与太后亲征，调动四方兵力二十六万进军寿春，形成包围之势。司马昭的军事部署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思想：他命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部合围寿春；同时派石苞、州泰等率精兵在外围机动，阻击东吴援军。这一部署成功地将诸葛诞主力困于孤城，并隔绝了内外联系。

战役的关键转折点在于阻击东吴援军与策反吴将。司马昭军先后在黎浆、阳渊等地击败朱异率领的吴军，致使吴军主力溃退。更致命的是，司马昭采纳钟会计谋，利用吴国内部矛盾，伪造全怿侄儿全辉、全仪的书信，成功诱降了寿春城内的全怿、全端等吴将。此举不仅削弱了守军力量，更严重打击了守城士气。

随着围城日久，寿春城内粮草耗尽，军心民心崩溃。诸葛诞与原本前来投靠的魏将文钦（其子文鸯、文虎以勇猛闻名）因战略分歧发生内讧，诸葛诞竟杀死文钦。文钦二子逾城投降司马昭，被赦免并封赏，此举彻底瓦解了守军抵抗意志。甘露三年二月，魏军发动总攻，城破。诸葛诞率少量亲信突围，于途中被司马昭部下胡奋的士兵斩杀，夷三族。其麾下数百亲兵拒绝投降，被集体处决，史载“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悲壮令人慨叹。

诸葛诞反叛的失败，有着多层次的原因。首先，实力对比悬殊：司马昭控制了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军队，资源调动能力远非一隅之地可比。其次，战略态势不利：诸葛诞困守孤城，外援被断，陷入持久消耗战，必败无疑。再者，政治号召力不足：此时曹魏皇权早已空心化，司马氏执政已久，根基已稳，“清君侧”或“勤王”的口号缺乏市场。最后，内部团结问题：联军成分复杂，魏、吴将士各怀心思，难以同心，最终发生致命内讧。

此战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其一，它标志着自曹操以来曹氏政权对重要军事藩镇的控制彻底终结，淮南地区此后不再构成对中央的威胁。其二，司马氏借此战不仅消灭了最后一个实力派政敌，更通过残酷镇压（诛灭参与叛乱的数百名将吏）和宽大处理（赦免投降的吴将和文鸯兄弟）相结合的手段，树立了个人权威，为接下来的司马代魏铺平了道路。仅仅两年后（260年），司马昭便弑君杀曹髦；七年后（265年），其子司马炎正式受禅建立晋朝。其三，对于东吴而言，援救失败且损兵折将，加速了其国力的衰颓。其四，诸葛家族的命运至此分晓：蜀汉诸葛亮一脉尽忠而死，东吴诸葛瑾一脉位极人臣，曹魏诸葛诞一脉则因反抗而族灭，映射出三国末期不同政治轨迹下的家族悲剧。

诸葛诞寿春反叛，因此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更是魏晋嬗代之际政治斗争的集中爆发。它揭示了在皇权衰微、权臣当道的时代，地方实力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无力与悲情，也凸显了司马氏集团在通往权力顶峰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酷、缜密与高效。寿春城的陷落，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新的统一王朝已然在血与火中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