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与乾隆朝治水工程

刘统勋与乾隆朝治水工程

在清代乾隆皇帝的宏大统治叙事中，河工与漕运、吏治并列为国家根本要务，直接关乎社稷安定与经济命脉。而在乾隆朝前中期波澜壮阔的治水史诗里，刘统勋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他并非专职河臣，却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公正的查案魄力与深远的战略眼光，多次在治水工程的关键节点力挽狂澜，成为乾隆皇帝治理黄、淮、运水系最为倚重的柱石之臣。其事迹深刻体现了清代鼎盛时期，中央如何整合官僚、技术与财政资源，应对复杂的水利挑战。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他以其清正刚直、不避权贵的官声闻名，这为其日后稽查河工积弊奠定了人格基础。乾隆初年，他历任刑部、吏部要职，并多次出任科举考官，展现的是传统儒学官僚的形象。然而，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起，他的仕途与帝国的水利事业紧密交织在了一起。是年，黄河在铜山张家路决口，洪水倒灌洪泽湖，危及运河，南河总督策楞以下多名官员被查处。乾隆帝急调刘统勋驰往江南，会同新任河道总督高斌查办此案。刘统勋雷厉风行，查明工程偷工减料、官员侵吞工款等情弊，甚至将高斌（皇贵妃之兄、朝廷重臣）之子、同知高恒置于法，震动朝野。此举不仅整肃了河工吏治，更向天下宣示了乾隆帝根治河患的决心，也为后续大型工程的顺利推行扫清了障碍。

如果说乾隆十八年的差遣是“破”，那么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河南、山东救灾治水则是“立”的典范。是年七月，黄河在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发生特大洪水，河南武陟、荥泽、阳武等多处堤坝漫决，豫、鲁、皖三省受灾极重。乾隆帝再次派刘统勋作为钦差大臣，携同尚书兆惠，前往督办堵口、赈灾。刘统勋的贡献在于其系统性的统筹能力：他一方面紧急调动各省粮米、拨发库帑、安置灾民，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科学规划堵口工程，协调河南、山东两地人力物力，避免了地方推诿。此次工程规模浩大，据史料记载，仅河南杨桥一处大工，就用银约三十万两，征夫数万。刘统勋坐镇指挥，昼夜督工，终使决口次第合龙，其办事之“实心实力”深得乾隆赞许。

刘统勋对治水事业的另一重大影响，体现在对战略工程决策的参与上。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对“陶庄引河”工程的推动。黄河自明清以来，在清口（淮安附近）与淮河交汇，并借淮河清水“刷黄”助运。但黄河主泓长期紧逼清口北岸的陶庄，形成顶冲，不仅易生险工，更妨碍淮水顺畅流出，是清口地区的“心病”。开挖引河，使黄河主河道北移，让出清口，是几代河臣的梦想，皆因工程艰险而未果。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任东阁大学士兼管刑部的刘统勋，在视察南河后，力主重启此议。他支持河道总督萨载等人的方案，并以其在朝中的崇高威望，促使乾隆帝最终拍板。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兴工，至三月竣工，成功将黄河主河道向北牵引了数里。此工程虽非刘统勋亲自主持，但其在决策层面的关键性支持，解决了困扰清口地区近百年的难题，被乾隆帝誉为“一劳永逸”之功。

除了直接参与重大工程，刘统勋还深度介入了乾隆朝治水背后的人事与制度构建。他多次荐举、考评河务官员，如他所举荐的吴嗣爵、李宏等，后来皆成为干练的河道总督。更重要的是，他在乾隆二十年代参与制定了多项河工管理制度，如严格核销工程钱粮、强化河工物料储备（“河工备料”）、完善防汛抢险的奖惩条规等，旨在从制度上遏制贪腐，提高效率。这些举措，与乾隆帝将河工经费从地方筹措改为中央国库直接拨付（“正项钱粮”）的财政改革相配套，构成了乾隆朝河工治理相对高效的制度基础。

以下表格简列了刘统勋参与的主要治水活动及其核心贡献：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刘统勋于上朝途中逝世于轿内，乾隆帝亲临吊唁，谥号“文正”，备极哀荣。回顾其与乾隆朝治水的关系，刘统勋的角色超越了传统的河道官员。他是皇帝的特派员、工程的审计官、战略的建言者、制度的塑造者。他的活动反映了乾隆时期治水模式的典型特点：高度依赖皇帝信任的、正直而有能力的高级京官作为“钦差”进行垂直管理与协调，以克服地方官僚系统的惰性与弊病。尽管清代黄河问题根本未能解决，后世仍不免溃决，但在乾隆朝的鼎盛阶段，通过刘统勋这样的大臣所贯彻的意志与努力，帝国确实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了黄河、淮河与运河这一复杂水系的相对稳定，保障了漕运畅通与江淮民生，这无疑是“乾隆盛世”在工程技术与管理组织层面的一项重要支撑。刘统勋之名，也因此永远镌刻在中国古代治水史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