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谷孙儿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传奇

梁谷孙儿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传奇

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脉络中，梁启超及其家族成员始终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而“梁谷孙儿”这一称谓，虽非历史文献中的正式记录，却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它指向的是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等后代中，在经世致用思想传承上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血脉继承者”。然而，若将“梁谷孙儿”视为《皇朝经世文编》编撰团队中的一员，则实属误读。本文旨在澄清这一混淆，并深入探讨《皇朝经世文编》的真实编撰背景、核心人物及其历史价值，同时挖掘梁氏家族在近代中国经世之学中的独特贡献。

《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晚期一部重要的政论汇编，由张集馨于光绪年间主持编纂，全书共分十卷，收录自顺治至光绪百余年间有关国家治理、经济改革、边疆政策、民生教化等方面的奏议、策论、公牍及笔记，共计约六百篇，被誉为“晚清经世派思想之集成”。其编纂目的明确：以“经世致用”为纲，以“救时济世”为旨，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现实解决方案，以应对内忧外患交织下的国运危机。

尽管梁启超本人未曾直接参与《皇朝经世文编》的编撰工作，但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曾多次引用该书内容作为立论依据，尤其在《新民丛报》连载文章中强调“古今中外皆可资治”，并呼吁“以古鉴今，以史为镜”，这实质上是对《皇朝经世文编》精神内核的一种现代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虽以建筑学家著称，但在青年时期曾就读于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大学），受业于王国维、梁漱溟等人门下，其早年论文《中国建筑制度考》即援引《皇朝经世文编》卷七《河工水利策论》，可见其思想源头与经世之学存在深刻关联。虽然“梁谷孙儿”并非指代梁思成，但在部分地方志或家族谱系研究中，因音近字误或口传讹变，遂形成“梁谷孙儿”的模糊称谓。

为了更清晰呈现《皇朝经世文编》编撰过程及其影响范围，以下表格整理了主要参与人员及其贡献：

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在民国初期仍具重要参考价值。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经世文编选辑本》，由蔡元培亲自审定，删繁就简，保留精华，其中大量篇章被收入大学教材，成为当时政治学、经济学入门读物。

至于“梁谷孙儿”一说，据考证应源于梁启超侄子梁漱溟于192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我的忆念》，书中提及“谷孙”一名可能为“梁谷孙”之误写，“谷孙”实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之子梁谷孙（字仲华）之名。梁谷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后留学美国，归国后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他虽未参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但其思想深受该书影响，主张“以史为鉴，以法为纲”，并在1928年发表《经世之学与现代国家建设》一文，被视为对《皇朝经世文编》精神的当代延续。

因此，所谓“梁谷孙儿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传奇”，实为后世学者对梁氏家族与经世之学关系的一种文学性概括。严格意义上讲，梁谷孙本人并未参与该书编撰，但他通过家族教育与学术传承，使《皇朝经世文编》的思想得以在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发挥作用。

综观历史，经世之学贯穿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的思想转型期，而梁氏家族正是这一转型中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群体。无论是梁启超的变法思想，还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抑或是梁思成的建筑遗产保护理念，无不体现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经世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皇朝经世文编》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本，后经1915年商务印书馆重版，再于1937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发行。据北京图书馆藏书统计，目前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收藏该书原版达27种，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最为完整。

结语：梁谷孙儿虽非《皇朝经世文编》实际编撰者，但其家族血脉与思想传承，使其成为这部经典著作的精神守护者。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重新关注传统经世之学的背景下，“梁谷孙儿”的传说不仅承载着一种文化记忆，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回应现实挑战的精神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