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与后蜀政权兴衰史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大分裂时代，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而地处西南的四川盆地先后建立了前蜀与后蜀两个割据政权。这两个政权依托蜀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经济基础，一度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最终未能摆脱衰亡的命运。其兴衰历程，深刻反映了地方割据政权在乱世中的生存逻辑与局限性。

前蜀：王建的创业与王衍的败亡

前蜀的创立者王建（847-918），出身低微，早年加入忠武军，后因护驾唐僖宗入蜀有功，逐渐掌握利州（今四川广元）兵权。唐末大乱之际，王建审时度势，以成都为中心，逐步兼并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等地，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的同年，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在位期间，励精图治：

• 保境安民：利用蜀地“天府之国”的富庶，发展农业、手工业，尤其重视丝绸与造纸业，使蜀中经济迅速恢复。
• 招揽人才：大量接纳避乱入蜀的唐末士大夫，如著名词人韦庄被任命为宰相，主持修订《蜀梼杌》，提升了政权文化底蕴。
• 制度沿革：基本沿用唐制，设三省六部，维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

然而，王建晚年猜忌功臣，宦官势力抬头。其子王衍继位后（919年），沉湎享乐，荒废朝政。《新五代史》载其“好靡靡之音，喜游宴”，耗费巨资修建宫殿苑囿，如著名的宣华苑。更致命的是，王衍穷兵黩武，不顾国力空虚，于公元925年贸然出兵关中，意图扩大地盘。此举恰给蜀地已久的后唐庄宗李存勗以可乘之机。同年九月，后唐大将郭崇韬率军伐蜀，势如破竹，仅七十余日便攻入成都，王衍出降，前蜀灭亡，享国仅18年。

后蜀：孟氏父子的经营与宋太祖的统一

后唐灭前蜀后，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本是后唐重臣（李克用之婿），到任后即着手经营蜀地。他先是吞并东川，后趁后唐内部变乱（李嗣源夺位），于公元934年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孟知祥称帝半年即病逝，其子孟昶（919-965）继位。孟昶在位前期（约30年）堪称明君：

• 整顿吏治：颁布《令箴》二十四句（后宋太祖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四句颁行全国，称《戒石铭》），严惩贪官。
• 发展文教：设“翰林图画院”，黄筌、黄居寀父子开创“黄家富贵”画风；组织刊刻《儒家九经》，开官刻儒学经典之先河。
• 兴修水利：完善都江堰灌溉系统，保障农业丰产。

孟昶统治后期，渐趋奢靡。他广纳妃嫔，最著名者为才女花蕊夫人（著有《宫词》百首）。同时，军备松弛，信任庸将王昭远。此时中原已由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大部。公元964年，宋以王昭远阻挠宋使通商南汉为由，发兵六万分两路伐蜀。仅六十六日，宋军便攻至成都城下。次年（965年）正月，孟昶出降，后蜀灭亡，享国32年。

两蜀经济的支撑与局限

蜀地以其封闭的地形（秦岭、大巴山屏障）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成为割据政权的理想基地。前后蜀均受益于此：

然而，这种经济繁荣具有脆弱性：一方面过度依赖地理封闭性，一旦中原出现强大统一政权，蜀道天险易被突破；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将财富大量用于享乐而非军备革新，导致武力值下降。前蜀王衍、后蜀孟昶后期皆蹈此覆辙。

文化贡献：乱世中的文明孤岛

两蜀政权在文化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

• 文学：韦庄、花蕊夫人的诗词创作；后蜀赵崇祚编定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奠定“花间派”风格。
• 艺术：黄筌父子工笔花鸟画影响后世数百年；前蜀王建墓（永陵）石刻乐舞俑展现唐代乐舞遗风。
• 宗教：支持佛教传播，成都大慈寺、眉山峨眉山寺院兴盛；道教青城山地位提升。
• 教育：后蜀宰相毋昭裔私人出资刻印《九经》，并在各州立学馆，推动蜀地文风不辍。

这些成就使蜀地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据点，为北宋统一后的文化复兴提供了养分。

历史镜鉴：割据政权的兴衰逻辑

前蜀与后蜀的兴衰史揭示了地方割据政权的普遍规律：

• 兴起条件：乱世缝隙 + 地理屏障 + 经济基础 + 强人政治（王建、孟知祥）。
• 鼎盛要素：保境安民 + 发展经济 + 招揽人才 + 适度制度。
• 衰亡诱因：统治者腐化（王衍、孟昶后期） + 战略误判（贸然扩张或忽视强邻） + 武备松弛。

更深层看，两蜀的“速亡”暴露了割据政权的根本矛盾：一方面需维持独立以自保，另一方面又因体量所限，难以长期抗衡中原王朝的整合压力。当赵宋这样的新兴集权政权崛起时，区域割据的时代便走向终结。

前蜀与后蜀虽如昙花一现，但其在乱世中维系蜀地四十余载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开发与文化传承，尤其是后蜀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了宋代。其兴衰过程，不仅是一部地方政权浮沉录，更成为理解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周期律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