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之争是明朝嘉靖初年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核心在于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与其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崇礼仪问题。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论，表面是礼仪之争，实则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传统礼法制度之间的激烈博弈，深刻塑造了嘉靖朝乃至整个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格局。
背景：皇统继承的难题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嗣。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原则，提议由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独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引发了一个重大的礼法问题：新皇帝是应该尊奉孝宗皇帝（武宗之父，朱厚熜的伯父）为“皇考”（父亲），还是可以尊奉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这涉及到皇位继承是“继嗣”还是“继统”的根本原则。
第一阶段：廷臣主导与皇帝初抗（1521-1524）
以杨廷和为首的绝大多数朝臣坚持“继嗣”说，认为嘉靖皇帝既然继承了武宗的皇位，在法律和礼法上就应成为孝宗皇帝的嗣子，因此必须尊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
然而，年仅十五岁的嘉靖皇帝表现出强烈的抗拒。他抵达北京后拒绝从皇太子专用的东安门入宫，坚持由大明门入，以皇帝身份即位，显示其不愿自降身份为太子嗣位。登基后不久，他便下诏令礼部议定其父兴献王的尊号。杨廷和等阁臣多次上疏反对，甚至以辞职相胁。嘉靖帝一度让步，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父兴献帝”，母亲为“本生母兴国太后”，但内心并不屈服。
第二阶段：张璁“继统不继嗣”论的崛起与对抗升级（1524）
此时，观政进士张璁（后改名张孚敬）上《大礼疏》，提出著名的“继统不继嗣”理论。他引经据典，指出嘉靖帝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孝宗的嗣统，因此完全有权利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一理论为嘉靖帝提供了有力的礼法依据。嘉靖帝如获至宝，开始利用张璁等人的支持，与杨廷和集团展开正面交锋。
杨廷和见难以挽回，于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辞官归乡。但继任的蒋冕、毛纪等阁臣及众多科道官员仍坚持反对立场。争论愈演愈烈。
：左顺门事件与皇权胜利（1524）
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诏，去掉其生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意味着将生父生母的地位提升到与正统帝后等同。此举引发轩然。
七月十五日，以翰林院官员为首，包括九卿、科道官在内的二百余名官员齐聚左顺门，跪伏哭谏，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声震殿宇。嘉靖帝数次命太监传谕退散，群臣不从。年轻气盛的皇帝震怒，下令逮捕为首者。众人惊恐，哭声更大。嘉靖帝遂命锦衣卫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入狱，对其余四品以上官员停俸待罪，五品以下官员一百八十余人施以廷杖。因廷杖而死者共十七人。史称“左顺门事件”。
此事件标志着嘉靖帝通过暴力手段彻底压制了反对派，皇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阶段：全面追尊与礼制重塑（1524-1538）
扫清障碍后，嘉靖帝开始全面推行其尊崇本生的计划：
- 嘉靖三年九月，诏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孝宗皇后）为“皇伯母”；称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生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
- 嘉靖四年，建世庙（后改称献皇帝庙）于太庙之侧，祭祀生父。
- 嘉靖七年，《明伦大典》修成，正式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法典化，并严厉追责杨廷和等人，定其为“罪之魁”。
- 嘉靖十七年，追尊生父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
- 嘉靖十八年，将睿宗神主祔入太庙，位列武宗之上，完成了生父跻身正统帝系的最终步骤。
影响深远：皇权独尊与朝纲剧变
大礼议之争的结局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影响层面 | 具体表现 |
|---|---|
| 政治格局 | 文官集团（尤其翰林、科道）遭到沉重打击，敢于直谏的风气受挫。皇权空前强化，嘉靖帝得以长期乾纲独断。 |
| 人事更迭 | 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杨廷和、蒋冕、毛纪及众多翰林、言官）被罢黜、贬谪或廷杖致死。支持议礼的张璁（张孚敬）、桂萼、方献夫等“议礼新贵”迅速崛起，进入权力核心。 |
| 礼制变革 | 传统的宗法继承观念被打破，“继统不继嗣”成为新的原则。祭祀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睿宗入太庙）。 |
| 皇帝性格 | 强化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猜忌多疑的性格，为其后期长期怠政、迷恋道教、任用严嵩等埋下伏笔。 |
余波与历史意义
大礼议之争是明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是嘉靖朝的开局大戏，更深刻地改变了明朝的权力结构。皇权通过对传统礼法的“胜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而文官集团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制衡皇权的能力和勇气。这场争论也暴露了明代官僚体系在面对皇权时的脆弱性，以及皇权在“名分”之争中不惜动用暴力维护自身意志的本质。其兴衰过程，成为理解嘉靖政治乃至明代中后期历史的关键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