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高平败北汉军

公元954年，后周显德元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五代十国动荡岁月的最后篇章。这一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逝，其养子柴荣在枢密使王溥等人的拥立下，于灵柩前继位，是为后周世宗。新帝登基，权威未固，蛰伏于北方的割据政权北汉，联合其背后的强援契丹，认为这是南图中原、颠覆后周的绝佳时机。一场决定中原王朝命运走向的决定性战役——高平之战，就此拉开帷幕。

北汉主刘旻（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自后汉被后周取代后，便割据河东，时刻以复仇和恢复后汉为志。听闻郭威去世，他即刻遣使向契丹求援。契丹派大将杨衮率领万余铁骑南下，与刘旻亲率的北汉三万精兵会合，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南下，直扑后周腹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趁后周国丧、新君立足未稳之际，以迅雷之势击溃周军主力，进而可能入主开封，改写历史。

年轻的周世宗柴荣面对此危急存亡之秋，展现出了非凡的胆略与决心。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御驾亲征。在短短时间内，他调集中央禁军，并诏令各地节度使率军赴援，迅速组织起一支迎战大军。柴荣深知，此战若败，不仅皇位不保，新生的后周政权也可能顷刻崩塌；若胜，则可树立无上权威，为接下来的统一大业奠定基石。二月，双方前锋在高平（今山西晋城高平市）以南相遇，决战一触即发。

战役初期，形势对后周极为不利。北汉军依仗河东山地劲卒的彪悍和契丹骑兵的骁勇，攻势猛烈。周军右翼统帅、骑兵指挥官樊爱能与何徽，在交战不久后竟临阵溃逃，导致周军右翼完全崩溃，步兵千余人解甲投降北汉。整个周军阵线动摇，危如累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柴荣展现了其作为一代雄主的胆魄。他“自引亲兵，躬冒矢石”，亲率禁卫部队冲锋陷阵。皇帝的奋勇极大地鼓舞了中军将士。时任殿前都虞候的赵匡胤（即后来的宋太祖）对同僚高呼：“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死！”随即与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各率两千精兵，奋勇出击。赵匡胤身先士卒，直冲北汉中军，其悍勇表现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

与此同时，周军左翼在马军都指挥使马全义等人的率领下也稳住了阵脚。后周军队在皇帝的感召下，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逐渐抵住了北汉军的冲击，并开始反攻。而战局中另一个戏剧性转折点在于契丹援军的态度。契丹大将杨衮见周军皇帝如此英勇，周军抵抗如此顽强，又因忌惮后周援军可能陆续到达，竟“畏周兵之强，不敢救”，率骑兵全军而退，作壁上观。这使北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最终，战局彻底逆转。后周军在中军与左翼的奋勇反击下大败北汉军。北汉主刘旻仅率百余骑狼狈逃回太原。是役，周军乘胜追击，斩获甚众，缴获大量辎重、兵器、驼马。高平一战的胜利，不仅化解了后周立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更成为了柴荣时代乃至整个五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高平之战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战后，柴荣为整肃军纪、强化中央权威，展现出了铁腕手段。他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将校全部斩首，同时对作战英勇的将士如赵匡胤、张永德等破格提拔。这一赏一罚，彻底重塑了后周军队的战斗力与忠诚度，建立起一支以殿前军为核心的强悍中央禁军，为接下来的南征北战提供了武力基础。此战也极大提升了柴荣的个人威望，使他能够强势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政治整顿、经济恢复（均田、兴水利）、以及著名的限佛政策（毁佛像以铸钱），史称“周世宗改革”，为北宋的统一与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更宏观的历史脉络看，高平之战遏制了北汉与契丹联手南侵的势头，稳固了中原政权的基本盘。此战中崭露头角的赵匡胤及其所属的殿前军系统，在六年后“陈桥兵变”中成为代周建宋的核心力量。而柴荣在此战及此后表现出的战略眼光、治军才能和改革魄力，使其被后世史家公认为五代第一明君。可以说，没有高平之战的胜利，就没有后来柴荣北伐契丹、南定江淮的赫赫武功，北宋的统一进程也可能因此延后或走向不同的轨迹。

综上所述，柴荣高平败北汉军并非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它是五代乱世中，一个新兴王朝淬火重生的关键一役，是雄主柴荣政治生涯的奠基之战，也是赵匡胤等新一代军事登上历史舞台的亮相之作。此战以其戏剧性的过程与深远的历史回响，在唐宋之交的纷乱史册上，写下了充满英雄气概与转折意义的浓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