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碑立长安波斯寺

景教碑，又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研究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以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史料。此碑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立于长安城义宁坊的波斯寺（后称大秦寺），是唐代宗教宽容政策与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见证。

景教碑的发现与形制

此碑于明末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府（古长安）西郊出土，随即引发中外学者关注。碑体由黑色石灰岩雕成，高约279厘米，宽99厘米，厚25厘米。碑首刻有十字架、祥云、莲花组成的“螭首”，下方环绕着叙利亚文与汉文对照的题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碑文由波斯僧景净撰文，朝议郎吕秀巖书丹，共1780余汉字，间有数十个叙利亚文字。碑文内容详述了景教自唐太宗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后的百年发展史，以及其教义核心。

碑文内容解析与历史背景

碑文开篇阐明景教渊源：“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指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教士阿罗本携经卷抵达长安，受到朝廷礼遇。太宗命房玄龄“迎宾于西郊”，并于义宁坊建波斯寺安置。高宗时，景教更受尊崇，“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碑文详述了景教的核心教义，如“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弥施诃”（弥赛亚）、“戢隐真威”（道成肉身）等，并强调其“不蓄奴婢，不聚货财”的规范。碑文还记录了多位在唐景教及与唐朝的互动，如玄宗时期僧佶和、肃宗时期僧伊斯等参与宫廷活动。

景教在华的传播脉络

景教作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经由波斯沿丝绸之路东传。其在唐传播得益于开放的宗教政策：

• 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入长安，译经传教。
• 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下诏允准建寺，称“波斯寺”。
• 天宝四年（745年）：玄宗应景教僧请求，诏令改“波斯寺”为“大秦寺”。
• 建中二年（781年）：伊斯捐资立碑，标志景教鼎盛。
•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景教受牵连而衰落。

唐代景教依托波斯商人社群与粟特人网络，在长安、洛阳、灵武、成都等地建有寺院。其传播不仅依赖上层支持，也融入本土文化，如借用佛教术语“僧”“寺”，吸收儒家，形成“以儒释耶”的调和特征。

波斯寺：多元宗教中心

长安波斯寺不仅是景教中心，更是唐代西域移民的宗教活动场所。据《唐会要》载，义宁坊另有祆祠（拜火教寺庙），反映唐代长安对波斯系宗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兼容并包。景教碑立于波斯寺，印证了该寺作为丝路宗教枢纽的地位。考古发现显示，寺院布局可能融合了拜占庭教堂与中式殿堂风格，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象征。

景教碑的历史价值与丝路文明交流

景教碑是现存最早记录基督教入华的实物文献，其价值体现在：

1. 宗教史价值：证实聂斯托利派在7-9世纪中国形成独立教团。
2. 语言学价值：汉文与叙利亚文对照为研究唐代外来语提供样本。
3. 社会史价值：反映唐代胡汉交融、宗教政策与移民管理。
4. 艺术史价值：碑额十字架融合佛教莲花、道教祥云，体现文化适应。

通过景教碑可窥见唐代丝绸之路的文明互动规模。下表统计了碑文及史料所见唐代外来宗教与文化交流要素：

后世影响与学术研究

景教碑自出土后，引发欧洲汉学热潮。传教士金尼阁、学者阳玛诺等将其译为拉丁文，震动西方学界。19世纪起，夏鸣雷、佐伯好郎等学者开展系统研究。碑文提及的“大秦”地理（指东罗马帝国）、“拂菻”称谓（拜占庭）等，成为研究中古欧亚地理认知的关键材料。当代研究更关注景教在丝路网络中的角色，如荣新江指出，景教僧侣同时是跨国贸易的参与者，其宗教传播与商业活动相辅相成。

结语：景教碑不仅是基督教东传的里程碑，更是唐代长安作为国际都市的缩影。它矗立于波斯寺，铭刻了文明对话的辉煌篇章，为今人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