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王朝内忧外患交织。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奕詝病逝于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临终前对身后权力格局作出精心安排，试图在各方势力间维持平衡。这一安排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其遗诏之中：
| 权力主体 | 职责与权限 | 备注 |
|---|---|---|
| 皇子载淳 | 继位为新君（即同治帝） | 时年仅六岁 |
| 顾命八大臣 | 赞襄一切政务 | 以肃顺为核心，包括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 |
| 两宫皇太后 | 钤用图章：“御赏”（慈安）、“同道堂”（慈禧） | 谕旨需首尾盖此二章方为有效 |
咸丰帝设计的这套“垂帘辅政，盖印颁行”的二元权力结构，旨在使肃顺等八大臣掌握行政实权，而两宫太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则通过掌控制度性的用印权，对八大臣形成牵制。然而，这一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太后用印本意仅为形式上的最后确认，但在实际操作中，若无太后首肯，任何政令都无法生效。这使得“赞襄政务”与“盖印权”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摩擦。
矛盾在咸丰帝驾崩后迅速激化。八大臣以“赞襄政务王大臣”名义代拟谕旨，要求各地奏折直接呈送他们处理，试图将两宫太后边缘化为纯粹的“盖章工具”。此举引发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她敏锐地意识到自身权力正被架空。与此同时，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北京政治集团，因被排除在热河权力核心之外而心怀怨怼。奕䜣作为咸丰帝之弟，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主持议和，于京畿地区拥有相当势力，并与外国势力有所接触。
八月，御史董上疏，公开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此疏犹如投石入水，激起轩然。肃顺等八大臣激烈反对，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强调“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两宫太后拒盖印章，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八大臣以“罢工”相胁，迫使太后妥协盖章。这场公开冲突，使权力核心的分裂彻底暴露，也促使慈禧与慈安下定决心联合奕䜣，铲除肃顺集团。
九月，新君年号定为“祺祥”，取吉祥福瑞之意。然而，这个年号注定短命。慈禧太后利用其子载淳生母的身份，联合慈安太后，暗中与在京的奕䜣联络。奕䜣以奔丧为名，冒险突破八大臣阻挠，于九月初抵达热河，与两宫密谋政变计划。核心策略是：两宫太后携幼帝先行返京，打破肃顺对热河行宫的控制；奕䜣回京布置，利用地利人和，在皇帝銮驾抵京时发动突袭。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启程回京。两宫太后与小皇帝以快班轿舆先行，于九月二十九日抵达北京。肃顺则护送梓宫在后。十月初一，慈禧、慈安在奕䜣及在京亲贵、官员支持下，于北京皇宫发动政变。她们召见群臣，哭诉肃顺等人“欺侮孤儿寡母”，指控其“专擅”、“谋逆”。奕䜣当场宣读早在热河即已拟好的上谕，宣布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职务。
| 主要参与者 | 政变后处置 | 后续影响 |
|---|---|---|
| 载垣、端华 | 赐自尽 | 宗室重臣被处死震动朝野 |
| 肃顺 | 斩立决于菜市口 | 核心人物被公开处决 |
| 景寿、穆荫等五人 | 革职流放 | 顾命大臣集团彻底瓦解 |
| 恭亲王奕䜣 | 授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 | 成为中枢核心 |
政变成功后，两宫太后立即废除“祺祥”年号，于十月初五改元“同治”，寓“两宫太后共治天下”之意。十月初九，载淳正式登基，是为同治帝。十一月初一，清廷举行垂帘听政典礼，两宫太后正式于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慈安坐于前帘，慈禧坐于后帘（因慈安位分更高）。自此，慈禧太后开启了其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清史稿·后妃列传》评价道：“自是，内政决于太后”。
祺祥政变（亦称辛酉政变、北京政变）虽历时短暂，但其影响极为深远。它标志着清代皇权运行模式的重大转折。自此，“亲王辅政”模式被摒弃，“太后垂帘”成为皇权在特殊时期（如幼主在位）的主要过渡形式，为慈禧太后日后长期掌控朝局奠定了制度基础。政变也深刻改变了晚清政治格局，恭亲王奕䜣一度获得重用，洋务运动随之展开，但最高决策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帘幕之后的慈禧手中。这场以“祺祥”始、以“同治”终的宫廷剧变，不仅终结了一个仅存六十九天的年号，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女性主宰朝纲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