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孙家鼐

京师大学堂孙家鼐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而孙家鼐（1827—1909）的名字则与这座学府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紧密相连。作为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不仅是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直接执行者，更以其稳健务实的作风，在变法失败后的动荡政局中，竭力维系了这所新生最高学府的存续，为其日后演变为北京大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他的角色，深刻体现了晚清改革派在理想与现实、革新与守成之间的艰难平衡。

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安徽寿州人。其仕途生涯颇具代表性：咸丰九年（1859年）状元及第，自此平步青云，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位列“寿州相国”，是深受慈禧太后信任的汉臣元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维新派不同，孙家鼐属于主张渐进改革的“帝党”务实派。当光绪皇帝在维新浪潮下决意兴办新式学堂时，学识渊博、威望崇高且立场相对稳健的孙家鼐，便成为主持其事的不二人选。

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这份由梁启超代笔的章程，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孙家鼐虽总体上支持章程，但在具体实践中更加强调稳健与调和。他反对将“民权”学说引入课堂，认为“戊戌变法”之激进源于对西方思想的不加甄别。他主张：“应以中国圣贤礼教为本，辅以西方格致诸学，方为培养人才之正途。”这种思想，清晰反映在他对课程体系的规划与师资的遴选中。

孙家鼐履任后，面临千头万绪的筹建工作。其早期主要举措与贡献如下表所示：

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命运很快因政治风云突变而蒙上阴影。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措施大多被废，唯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孙家鼐的稳健立场及其与慈禧太后的信任关系，被认为是其得以幸存的关键因素。政变后，孙家鼐处境微妙，他尽力保护大学堂不受进一步冲击，但原定的大规模办学计划已无法推行。1899年，大学堂首批学生不足百人，所授课程亦偏重旧学，与创办初衷相去甚远。

1900年，更大的劫难来临。义和团运动兴起，京师陷入混乱。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军、德军占据，仪器图书损毁殆尽，教学活动完全停止。孙家鼐随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大学堂名存实亡。此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在国势衰微、政局动荡下，教育救国理想的脆弱。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重启新政。1902年，大学堂恢复，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孙家鼐虽已不直接负责大学堂，但其影响力仍在。他于1905年与张之洞、袁世凯等联衔上奏，促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这一划时代的建议被清廷采纳。科举制度的废除，最终为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新式教育扫清了最大的制度障碍。1907年，朝廷委派孙家鼐与荣庆共同修订大学堂章程，进一步规范其发展。至其1909年逝世，京师大学堂已逐步走向正规，成为全国学堂的楷模。

评价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历史，必须置于晚清复杂的政治语境中。他并非激进的改革蓝图绘制者，而是一位在有限条件下将蓝图部分变为现实的务实建设者与守护者。他的保守性，使他未能像后世教育家那样大刀阔斧地推动学术独立与思想解放；但他的务实与威望，却在帝后党争、国难当头之际，为这所孕育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希望的学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庇护与生存空间。孙家鼐主持下的京师大学堂，课程上新旧杂糅，管理上官气犹存，距离现代大学相去甚远。然而，正是他奠基的这块“净土”，保存了制度的火种，使得在清末新政时期，它能够迅速重生并扩张，最终在蔡元培手中完成向现代大学的蜕变。因此，孙家鼐的历史功绩，首要在于“存续”与“奠基”，其人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教育管理者过渡的典型，其事则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在曲折中艰难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