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变霍子孟

公元前80年深秋，长安未央宫笼罩在一片肃杀之中。这座象征着大汉帝国至高权力的宫殿，即将见证一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政变。时任大司马大将军的霍光，字子孟，正面临人生中最严峻的挑战——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反对势力，勾结燕王刘旦及鄂邑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意图废黜年轻的汉昭帝，夺取帝国权柄。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史称“未央宫变”，它不仅是对霍光个人权位的冲击，更是对汉武帝晚年确立的辅政格局的终极考验。

要深刻理解这场政变的根源，需回溯至汉武帝晚年。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爆发，太子刘据含冤自杀，帝国继承人悬空。汉武帝临终前，审慎选择辅政大臣，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受遗诏辅佐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四人中，霍光以其“沉静详审”的秉性被委以首席辅政之任，这为后独揽大权埋下伏笔，也悄然种下了权力斗争的种子。

霍光的崛起，与其家族背景密不可分。他是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虽早年仅凭门荫为郎官，但凭借处事周密、忠于职守的作风，深得武帝信任，“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武帝临终托孤时，甚至赐予《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明确表达以周公之事相期许。这种超越其他辅政大臣的特殊信任，成为霍光日后专权的合法性来源，却也成为同僚嫉恨的。

汉昭帝即位初期，辅政集团尚能维持表面和谐。然而随着金日磾早逝，权力平衡被打破。霍光与上官桀本是姻亲（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娶霍光长女为妻，其女上官氏为昭帝皇后），但因政治分歧渐生嫌隙。上官桀父子不满霍光独断朝纲，桑弘羊则因霍光否定其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而怨恨。与此同时，燕王刘旦因未能继承帝位心怀不满，鄂邑长公主（昭帝姊）因情夫丁外人未能封侯而迁怒霍光。多方势力在利益驱动下结成反霍同盟。

政变的核心环节是伪造燕王奏章。上官桀等人指使人以燕王刘旦名义上书昭帝，诬告霍光三大罪状：其一，“擅调校尉”——私自增调幕府校尉，扩充军事力量；其二，“专权自恣”——出行仪仗僭越礼制；其三，“疑有奸心”——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尽忠守节，霍光却仅授其典属国之职，而长史杨敞无功却任搜粟都尉，实为培植党羽。奏章要求昭帝罢黜霍光，并暗示燕王愿入京护卫皇室。这一指控直指权臣专权的敏感神经，意图借年幼皇帝之手铲除霍光。

然而，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展现出惊人政治智慧。识破奏章未用燕王玺印的破绽后，他断言：“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更当众揭穿阴谋逻辑漏洞：霍光调校尉不足十日，燕王远在封国如何得知？此后昭帝坚定维护霍光，凡有诋毁者即下令缉捕。上官桀等人见诬告不成，遂铤而走险，制定武装政变计划：由鄂邑长公主设宴诱杀霍光，同时命燕王刘旦发兵进京，里应外合夺取政权。

政变前夕，机密泄露。霍光通过谏大夫杜延年（其父杜周为酷吏，延年却倾向宽政）等人构建的情报网获知阴谋。他当机立断，在政变发动前先发制人。公元前80年九月，霍光以雷霆手段逮捕上官桀、桑弘羊、丁外人等主谋，随后派兵包围长公主府邸。鄂邑长公主自杀，上官桀父子被诛，桑弘羊处死，燕王刘旦闻讯自尽。短短数日内，反霍势力被彻底清除。

这场政变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一，霍光专权格局确立。清除政敌后，霍光成为唯一辅政大臣，全面掌控军政大权。他废除桑弘羊时期的盐铁酒专卖政策（后部分恢复），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主持召开“盐铁会议”，召贤良文学讨论国策；平定西南夷叛乱，稳定边疆。其执政期间虽有权臣之实，但始终未篡位，维持了汉室稳定。

其二，外戚政治模式强化。霍光为巩固权力，立外孙女（上官皇后所生，实为霍光外曾孙女）为宣帝皇后，使霍氏家族“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这种外戚专权模式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顽疾。

其三，皇权与权臣关系重构。昭帝对霍光的信任，以及宣帝初年“政事一决于光”的局面，凸显了君主幼弱时权臣的必要性与危险性。宣帝在霍光死后族灭霍氏，既是对权臣威胁的清算，也是对皇权尊严的修复。

霍光个人的历史评价充满矛盾。班固在《汉书》中肯定其“匡国家，安社稷”的功绩，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称赞：“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而，其专权行为亦受诟病。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尖锐指出：“霍光忠于国，而湛其宗，亦无足道。”清代王夫之更批判其“以威福驭天下”的权术本质。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恰恰反映了权臣政治在稳定朝局与威胁皇权之间的深刻悖论。

未央宫变后二十年，历史完成了一次吊诡的轮回。霍光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家族却遭灭门之祸。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光夫人显毒杀许皇后事泄，霍氏全族被诛，长安城再次血流成河。曾经煊赫的霍氏家族，如同未央宫飞檐上的琉璃瓦，在权力风暴中闪耀一时，终归尘土。而“霍子孟”三字，则永远铭刻在中国古代权臣政治的密码本上，成为解读帝国权力结构的关键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