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上林赋

《上林赋》乃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之代表作，成于汉武帝时期，为《子虚赋》之续篇。此赋以宏阔之笔法铺陈上林苑之壮丽、天子游猎之盛况，实则以讽喻为内核，开汉代大赋“劝百讽一”之先河。其文辞藻赡丽，结构恢弘，不仅为文学史之丰碑，亦折射出武帝朝政治、经济、文化之多维图景。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后投梁孝王门下，与邹阳、枚乘等交游，作《子虚赋》。梁孝王卒，相如归蜀，因《子虚赋》为武帝所赏，遂由狗监杨得意引荐入京，复作《上林赋》以献。此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

《上林赋》以虚构人物子虚、乌有、亡是公之辩难展开。亡是公极言上林苑之巨：“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山川形胜、草木鸟兽、宫馆台榭皆穷形尽相。狩猎场景尤为煊赫：“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天子仪仗之威严、射猎之磅礴跃然纸上。然赋末笔锋陡转，借天子之口道：“嗟乎！此大奢侈……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终归于“解酒罢猎”与“崇俭尚德”之训诫。

此赋创作背景深植于武帝朝之历史土壤。武帝即位后，承“文景之治”之积，府库充盈，遂大兴土木。据《三辅》载，上林苑本秦旧苑，武帝扩建后“周袤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苑三十六，成为集狩猎、祭祀、演武、外交于一体之皇家圣地。相如赋中“昆明池”之描写，恰与元狩三年（前120年）为训练开凿昆明池之史实呼应，足见赋文与史事之互文。

就政治隐喻而言，《上林赋》之讽谏实具双重指向：其一为规劝帝王戒奢恤民，其二隐现汉帝国之疆域意识。赋中夸饰上林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实为汉廷经略西南夷之文学投影。元光五年（前130年），唐蒙通夜郎道，相如曾奉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皆置吏，汉廷势力深入西南。赋文所谓“德泽洋溢，衍溢方外”，恰是帝国扩张心态之折射。

文学史上，《上林赋》奠定汉大赋“体物写志”之范式。其“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之架构，“繁类以成艳”之铺陈，直接影响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之创作。然其“劝百讽一”之结构，亦引发后世争议。扬雄《法言》斥其“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指其讽喻效力为华丽辞藻所消解。

今人观《上林赋》，当置于武帝朝整体语境中审视。其铺张扬厉之文风，与太初改制、封禅巡狩、开边兴利之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其曲终奏雅之思，又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谏言、盐铁论争之民生关怀形成互文。司马相如以赋家之笔，为后世留下一幅集盛世气象与政治忧思于一体之文学长卷。

《上林赋》之价值，不仅在于其“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其为汉代宫廷赋树立了“润色鸿业”与“讽喻劝谏”的双重范式。后世左思《三都赋》虽欲“考摭其事，稽之地图”，终未脱相如之窠臼。直至唐宋古文运动兴起，赋体方渐离此藩篱，然《上林赋》作为中华文学长廊中的煌煌巨制，其历史回响千年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