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作为中国北宋王朝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其开端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植根于北宋中期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要理解这场变法的发轫，需追溯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核心人物的政治抱负以及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启动。
一、 积重难返：变法的时代背景
北宋立国百年后，至仁宗、英宗时期，表面承平之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日益突出，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官僚体系庞大臃肿，恩荫泛滥；为防范内乱外患而维持的庞大常备军耗费惊人；加之对辽、西夏的巨额岁币（如澶渊之盟规定每年向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国库日渐空虚。同时，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分化严重，底层农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尖锐。军事上，虽有庞大军队，但战斗力堪忧，面对西夏的侵扰常处守势。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促使朝野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改革。
仁宗庆历年间（1043-1045），范仲淹、富弼等人曾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加强武备。然而，新政因触动官僚集团既得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最终昙花一现。庆历新政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并证明了改革的紧迫性。王安石本人对庆历新政的失败有过深入思考。
二、 君臣际遇：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结合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即位。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帝胸怀大志，目睹国势不振，锐意革新，渴望效仿唐太宗、宋太祖等明君，重振大宋雄风。他广泛阅读史书，留意历代治乱得失，尤其留意到财政匮乏是制约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此时，在士大夫群体中享有盛名、以才干和改革主张著称的王安石进入了他的视野。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早年就有改革思想，在地方任职（如鄞县知县）时，曾试行过贷谷于民（类似后来青苗法的雏形）、兴修水利等举措，效果显著，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他深刻认识到社会弊病，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其学术思想（后世称“荆公新学”）也强调经世致用，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神宗久闻其名，即位后不久即召王安石入京。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随即召见他，询问治国方略。王安石提出了其著名的“变风俗，立法度”的主张，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理念，指出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未得理财之道”，强调理财并非单纯聚敛，而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番宏论深得神宗赏识，君臣之间在改革必要性上达成高度一致，为变法奠定了最高决策层的支持基础。
三、 正式开端：熙宁二年与《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力排众议，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标志着王安石正式进入权力核心，主持变法大局。王安石上任后，立即向神宗呈递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又称《上时政疏》）。这份奏疏堪称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在札子中，王安石尖锐地剖析了北宋开国百年来的积弊。他并未陶醉于表面的承平，而是犀利地指出：太祖、太宗时代奠定的制度，历经百年，已不适应现实需要，官僚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教育、科举脱离实际，财政管理混乱，军事缺乏训练。他特别批评了仁宗朝后期因循苟且的风气，认为正是这种风气导致了国家缺乏应对危机的准备和能力。这份奏疏不仅是对现状的批判，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变法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和舆论铺垫。
几乎与此同时，为有效推进变法，王安石提议并设立了专门的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该机构独立于原有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负责，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安石及其亲信（如吕惠卿、章惇等）手中。条例司的设立，绕开了旧有的官僚体系阻力，成为制定新法、推行新政的核心指挥部，是变法得以迅速启动的关键组织保障。
四、 新法初试：第一批改革措施的颁布
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主持下，第一批新法于熙宁二年陆续颁布，变法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 时间 (熙宁二年) | 新法名称 | 主要内容 | 主要目的 |
|---|---|---|---|
| 二月 | 农田水利法 | 鼓励开垦荒地、修复水利工程；由官府或民间集资兴修；对工程筹划者予以奖励。 | 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和国家税收。 |
| 七月 | 均输法 | 改变地方向中央上供物资的方式；由发运使根据京城需要及各地物资丰歉情况，灵活采购、运输，避免浪费和商人盘剥。 | 节省物资运输和供应的成本，减轻民户负担，同时抑制富商操纵市场。 |
| 九月 | 青苗法 | 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户提供贷款（钱或粮），收获后加息偿还（通常年息二分）。 | 替代民间高利贷，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官府收入。 |
这些早期法令的出台，标志着王安石变法从理论构想和人事布局阶段，正式迈入了全国性实施的阶段。其中，青苗法因其涉及面广、影响巨大，很快成为争论的焦点。
五、 开端时期的争论与阻力
变法伊始，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以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以及苏轼、苏辙等文坛，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考量，对新法提出了激烈批评。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集中在：
1. 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改变太祖、太宗定下的制度是危险的。
2. 与民争利：认为青苗法等是官府放贷取息，有失体统，且实际执行中可能加重负担（如强行摊派）。
3. 操之过急：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用人不当（如吕惠卿等被指为“小人”）。
4. 天变示警：熙宁年间发生的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被反对派解读为上天对变法的警示（“天变不足畏”是王安石对此的回应）。
朝堂之上，围绕新法的争论日趋白热化。司马光多次上疏激烈抨击，并与王安石展开了著名的书信论战。地方上，一些官员对新法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这些争论和阻力，伴随着整个变法的进程，也成为其开端时期的重要特征。
结语
王安石变法的开端，是一个由时代危机催生、君臣意志结合、理论纲领先行、组织机构保障、具体法令推动的复杂过程。它始于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成于王安石系统的改革思想和果断的行动力。熙宁二年（1069年），从王安石拜相到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再到第一批新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的颁布，一系列紧密关联的事件标志着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大幕正式拉开。然而，开端即预示着激烈的斗争，变法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场旨在富国的变革，其初衷、措施、影响及引发的巨大争议，至今仍是历史学者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