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动荡格局中，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彻底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自1851年洪秀全于广西金田起事，太平军如燎原之火席卷长江流域，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控制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迫使清廷八旗与绿营疲于奔命却屡遭败绩。在此危局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僚以儒家卫道精神为旗帜，于湖南地方创办湘军，开启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军政格局的平叛战争。
曾国藩建军之初便与旧式清军划清界限。他摒弃世兵制，采取“选士人领山农”的募兵原则：军官多选有科举功名的儒生，强调忠义气节；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朴拙农民，杜绝市井油滑之徒。这种“兵为将有”的私兵模式，使湘军将领通过同乡、师生、姻亲关系结成严密纽带。其军制创新尤为显著：
| 湘军兵力构成（1854年初始编制） | 人数规模 | 指挥体系特点 |
|---|---|---|
| 陆营（步兵主力） | 13营，每营500人 | 营官直接向曾国藩负责 |
| 水师 | 10营，战船240艘 | 控制长江水道关键力量 |
| 长夫（后勤系统） | 每营配180人 | 专业化后勤保障体系 |
湘军的战略推进以“稳扎稳打”著称。1854年湘潭首捷后，曾国藩即确立“自上而下，先鄂后赣”的作战方针。面对太平军擅长的运动战，湘军创造性地采取“结硬寨，打呆仗”战术——每到一处必深挖壕沟、修筑高垒，以土木工事抵消太平军的机动优势。1854年岳州之战中，湘军耗时三月构筑连营，最终以火炮轰城破敌；1861年安庆战役更将此战术发挥到极致：湘军挖三道堑壕围困城池九月之久，切断城内粮道，致使守军饿毙者达三万余众。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862年。当曾国荃部进抵天京城下时，湘军已形成多路合围态势：左宗棠经营浙东切断钱粮，李鸿章淮军（脱胎于湘军系统）经略苏南，彭玉麟水师封锁江面。为攻破天京“铜墙铁壁”，湘军在西门外开挖十余条地道，耗费两年时间消耗守军力量。据《湘军志》载，仅1864年6月城破前夕的龙脖子地道爆破战，便动用三万斤，炸塌城墙二十余丈。此役终结了太平天国十四年政权，却也付出惨重代价：
| 天京战役湘军伤亡统计（1862-1864） | 人数 | 伤亡原因分析 |
|---|---|---|
| 阵亡官兵 | 约10,000人 | 攻坚作战、巷战伤亡 |
| 病殁将士 | 逾30,000人 | 江南疫病流行所致 |
| 长夫民夫损失 | 无确切统计 | 后勤运输中的非战斗减员 |
湘军的历史影响远超军事范畴。其“兵归将有，饷由帅筹”的模式，催生了晚清督抚专政局面。曾国藩及湘系将领如左宗棠、刘长佑等相继出任总督，掌控地方军政财权。更深远的是湘军开启的军事近代化探索：1865年设立江南制造局，引进西方炮生产线；1872年派遣幼童留美，其中多人进入美国军校深造。而湘军体系中衍生的淮军，更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军。
从文化层面审视，湘军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做法影响深远。曾国藩颁布《讨粤匪檄》，将镇压起义塑造为保卫名教的圣战；其《家书》中“以忠诚为天下倡”的训诫，使湘军将领群体呈现出独特的儒将气质。这种精神动员模式，为此后袁世凯小站练兵乃至黄埔军校政工制度提供了历史参照。
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虽维系了清王朝统治，却深刻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地方军事化的蔓延、以及“中体西用”思想的萌芽，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特殊起点。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湘军老兵仍以古稀之龄请缨出战，这支军队的遗产已如它修筑的堡垒壕堑般，深嵌于近代中国的肌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