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统领废立君王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与军事史上，宦官典掌禁军常是皇权旁落与朝局动荡的标志性现象。其中，唐代中后期由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其权势臻于顶峰，不仅护卫宫禁，更屡屡深度干预皇位继承，上演了多场“废立君王”的宫廷剧变，成为理解唐帝国后半叶政治生态的关键锁钥。

神策军的崛起与宦官专权

神策军初设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本是陇右节度使麾下的一支戍边部队。其命运转折点在于“安史之乱”。广德元年（763年，一说不晚于乾元二年），在吐蕃入侵、代宗仓皇出奔的危局中，神策军将领率军扈从，由此步入禁军序列。德宗时期，经历“泾原兵变”的震撼，皇帝对武将深怀戒惧，遂将神策军指挥权完全委于亲信宦官，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通常由两名大宦官分任），神策军遂演变为宦官掌控的私人武装。其地位与待遇远超诸军，人数亦不断膨胀，中晚唐时长期维持在十五万以上，成为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宦官通过神策军，掌握了宫廷、京城警备乃至部分对外征伐的权力。他们利用此武力，外可制衡跋扈的藩镇，内则震慑文臣朝官，更为关键的是，直接控制了皇帝的人身安全与自由，为操纵皇位传承埋下了伏笔。

废立君王：神策军的终极权力展示

自唐宪宗之后，除敬宗为内部宦官矛盾所杀、哀帝为朱全忠所立外，其余皇帝的废立，几乎皆有神策军中尉的深度参与。其干预方式或隐或显，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主导继承人选，扶立新君。 最典型者莫过于宪宗之死与穆宗即位。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暴崩，普遍史载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弑逆。随后，枢密使梁守谦（与中尉权力交织）与神策军中尉马进潭、梁守谦（有同名者）、刘承偕等（记载略有出入）共同定策，迅速拥立太子李恒，是为穆宗，并诛杀了可能持异议的宦官吐突承璀及其意图拥立的澧王李恽。此次政变干净利落，神策军武力是幕后最大的保障。

二、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废黜。 这是最直接、最激烈的形式。宝历二年（826年），荒嬉无度的敬宗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刘克明试图矫诏立绛王李悟。然而，掌握神策军实权的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魏从简等记载不同）迅速调集神策军入宫，剿杀刘克明一党，迎立江王李涵（唐文宗）。神策军在此刻的向背，直接决定了政变的成败与皇位的归属。

三、长期控制与胁迫，形同囚禁。 文宗虽由宦官所立，却深以为恨，策划了“甘露之变”，意图铲除宦官集团。结果事败，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指挥禁军大肆屠杀朝臣，文宗自此被严密监视，“受制于家奴”，郁郁而终。其后的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即位皆由神策军中尉与权阉们议定。尤其是僖宗和昭宗，几乎完全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皇帝的一举一动皆在神策军监控之下。

典型案例：昭宗朝的剧烈动荡

唐昭宗李晔时期，神策军中尉废立皇帝的戏码达到，也预示了唐朝的终结：

光化三年（900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因昭宗试图任用宰相、外结藩镇以抑宦官，遂发动兵变，率禁军破门入宫，幽禁昭宗于少阳院，锢以铁锁，并迎立太子李裕为帝。此次废立，全仗神策军之力。然而，另一派宦官与支持昭宗的宰相崔胤外联强藩朱全忠。天复元年（901年），神策军将官孙德昭等受策反正，诛杀刘季述，昭宗方得复位。

但此后，神策军的控制权在宦官韩全诲与权臣朱全忠之间激烈争夺。天复三年（903年），朱全忠最终尽诛朝中宦官，并强迫昭宗下令解散神策军。这个叱咤风云近一个半世纪的宦官禁军至此瓦解。然而，皇权并未因此振兴，昭宗不久便被朱全忠弑杀，唐朝也随之灭亡。

延伸透视：制度、社会与历史惯性

神策军统领能废立君王，其背后有深刻的制度与社会原因：

首先，是皇权绝对化与制度性制衡缺失的悖论。唐代中后期，三省制衡机制衰落，皇帝为制约外朝文武，转而依赖身边“家奴”——宦官，并赋予其军权。这实则是皇权寻求“安全代理”的产物，但最终代理人反客为主。

其次，募兵制与职业亲军的发展，使得军队的私人效忠色彩加剧。神策军将士的利益与宦官首领高度绑定，形成“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乐于听从其指令进行政治投机。

再者，藩镇割据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央必须维持一支强大直属军团。在皇帝本人能力不足或信用危机时，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宦官，便自然成为帝国权力核心中的核心。

神策军的废立故事并非唐代独有，其幽灵以不同形态游荡于后世。明代宦官虽无正式军职，但可通过提督东厂、监军等方式间接影响京营与边军，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阉对朝政的操控，与唐代中尉颇有神似之处。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当禁军或核心武力脱离国家官僚体系的正常统辖，而沦为个人或内部小集团的私器时，其对最高权力的反噬几乎是必然的。唐代神策军的兴衰，正是这一政治定律最为淋漓尽致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