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伐桀战于鸣条之野

商汤伐夏桀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王朝更替战争，其决战地点鸣条之野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历史坐标。这场战争不仅标志着夏朝的终结和商朝的建立，更展现了早期国家政治运作、军事策略与天命观念的雏形，对理解上古史意义重大。

夏朝末年，夏桀（又称履癸）统治暴虐无道，史载其“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宠信妹喜，残害忠良，大兴土木（如倾宫、瑶台），导致民怨沸腾。诸侯离心，天下动荡。《史记·夏本纪》明确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此时，作为夏朝方国之一的商，在首领汤的治理下，国力日益强盛。汤以仁德著称，传说有“网开一面”的故事，展现了其宽厚待人的品格，赢得了民心与诸侯的拥戴。

商汤灭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战略过程。其核心谋臣伊尹和仲虺发挥了关键作用。据《孟子》等文献记载，商汤首先采取了试探性的进攻，如征伐葛伯（借口是葛伯不祭祀且杀害为商族助耕送饭的童子，即“葛伯仇饷”），此举既剪除了夏桀的羽翼，也测试了各方反应。随后，商汤通过外交手段，争取了众多不满夏桀统治的诸侯国的支持，孤立了夏王朝。

在完成政治孤立和剪除羽翼后，商汤将矛头直指夏桀的核心地区。夏桀曾一度将汤囚禁于夏台（钧台），但最终又释放了他，这反映了夏桀统治的反复无常和战略失误。商汤获释后，加快了灭夏步伐。当商汤率军西进伐桀时，夏桀仓促应战，两军主力最终在鸣条（其具体地理位置历来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在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或河南封丘东）展开决战。

鸣条之战爆发于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具体年代学界有不同推算）。关于战争过程，《尚书·汤誓》记载了商汤战前的动员令，他痛斥夏桀的罪行，宣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并激励部众。夏桀虽拥有中央王朝的军队，但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而商汤军队则师出有名，士气高昂，且有精心组织的联军。

鸣条之战双方实力对比大致如下：

战斗的结果是夏桀军队大败。《竹书纪年》载：“桀败于鸣条，奔于南巢。” 夏桀战败后逃亡，最终死于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商汤乘胜追击，攻克夏都，宣告夏朝灭亡。随后，商汤在亳（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郑州）建立新都，正式开创了商朝。

鸣条之战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王朝更替（商革夏命），确立了“天命靡常，唯德是依”的政治理念，成为后世儒家德治理念的重要源头。其次，商朝建立后，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如《史记》记载的“改正朔，易服色”，并保留部分夏人势力于杞国。最后，鸣条之战的过程和策略，如重视政治动员、联盟外交、剪除羽翼、捕捉战机等，为后世提供了经典的军事政治斗争范例。

值得注意的是，鸣条之战及其背景带有浓厚的神话与传说色彩（如伊尹负鼎干汤的传说），反映了上古历史记载的特点。现古学在二里头遗址（一般认为属夏文化末期）和早商遗址（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发现，虽无法直接证实鸣条之战的细节，但为夏商之际的社会剧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文化背景，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王朝更替并非空穴来风。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也基本能与《史记·殷本纪》对应，增强了商朝早期历史的可信度。

总之，汤伐桀战于鸣条之野，是中国上古史从传说走向信史的关键节点之一。它不仅是夏商鼎革的决定性战役，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历史观的发展。这场战役所蕴含的关于权力合法性、民心向背与军事策略的思考，历经数千年，其回响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