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清中兴名臣，湘军创始者，其军政实践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在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之际，他临危受命，以书生领兵，开创湘军体系，挽清廷于既倒，然其治理军政之得失，亦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
一、军政之得：体系构建与经世致用
曾国藩的军政成就，首先体现在湘军的制度性创新上。面对腐朽无能的八旗、绿营，他摒弃旧制，于湖南衡阳另起炉灶。其建军思想核心在于“选士人，领山农”，即以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绅（如罗泽南、李续宾、彭玉麟等）为骨干，招募朴实的湘乡农民为兵源。此举保证了军队的文化凝聚力和乡土认同感。在组织架构上，他推行“兵归将有”的私兵化倾向，强化了将领对部属的控制力，虽埋下日后军阀割据隐患，但在战时极大提升了战斗力。
其次，曾国藩深谙“结硬寨，打呆仗”的务实战术。他摒弃浪战，强调步步为营，以深壕高垒压缩太平军活动空间。安庆战役（1860-1861）是其经典战例：湘军耗时近一年，通过长期围困和严密工事，最终攻克天京上游屏障，此役不仅斩断太平天国粮道，更极大提振了清军士气，为后续攻克天京奠定基础。下表对比了湘军与绿营在安庆战役中的表现差异：
| 对比项 | 湘军 | 绿营 |
|---|---|---|
| 战术思想 | 持久围困、工事推进 | 寻求速决、野战浪战 |
| 兵员构成 | 同乡士绅统领、农民为主 | 世兵制、缺乏凝聚力 |
| 后勤保障 | 自筹粮饷、厘金制度支撑 | 依赖朝廷调拨、常遭克扣 |
| 战役结果 | 攻克安庆、歼敌万余 | 前期屡败、后期配合乏力 |
在人才战略上，曾国藩展现出非凡的“知人善任”之能。其幕府汇聚了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等晚清栋梁。他提出“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的用人方针，既注重品德（“德重于才”），亦不拘一格提拔实干人才。李鸿章初为幕僚，因见识卓越被委以组建淮军重任；左宗棠虽性格桀骜，亦因其才略而被举荐独当一面。这种人才梯队建设，不仅支撑了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更深远影响了洋务运动与近代化进程。
二、军政之失：局限与代价
然而，曾国藩的军政治理亦存在显著局限。其一在于战略格局的保守性。攻陷天京（1864）后，他急于裁撤湘军主力，虽为避“功高震主”之嫌，却过早削弱了国防力量，导致后续剿捻战争中，淮军独力难支，中原动荡迁延日久。其裁军过程亦欠周全，部分被遣散兵勇流散为匪，反成地方之患。
其二，对外交涉中的妥协性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争议点。天津教案（1870）中，面对民众与外国传教士的激烈冲突，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调查后，迫于列强压力，处决了16名中国民众并赔款道歉。此举虽力求避免战争，却背负“卖国”骂名，也反映出其“守经无权”（坚守传统而缺乏权变）的困境。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道出了在弱国外交时代维护统治的无奈与局限。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其思想体系的内在张力。作为理学大家，曾国藩以“忠君卫道”为信念，镇压太平天国是其“卫道”实践。但他同时倡导“师夷长技”，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支持江南制造总局，开启洋务先河。这种“中体西用”的尝试，虽在器物层面推动近代化，却未能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本身，其主导的洋务企业最终多因官僚化管理和制度缺陷而成效有限。
三、历史镜鉴：复杂遗产的再审视
曾国藩军政实践的得失，映射出传统帝国在近代化转型中的深刻困境。其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制度创新的勇气以及人才培养的远见，至今仍具启示意义。湘军的成功证明，组织凝聚力与精神动员力是军事效能的核心。而他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在传统框架内寻求技术性修补——则暴露了体制性改革的迟滞。
更为关键的是，曾国藩的遗产揭示了军政权力地方化的双刃剑效应。湘淮系集团的崛起，一方面暂时维系了清廷统治，另一方面加速了中央权威的流失，为清末民初的军阀政治埋下伏笔。其个人操守的严谨（如“日课十三条”修身）与体制性腐败的无力根除，亦构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个人道德在系统性溃败中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军政治理是一幅交织着革新与守旧、成功与遗憾的历史画卷。他缔造的湘军体系挽救了清王朝的危局，其务实理念与人才策略影响深远；然而，其战略收缩、外交妥协以及未能突破体制瓶颈的局限，同样值得深刻反思。在近代中国转型的激荡洪流中，曾国藩以其复杂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改革路径、权力结构与时代局限的永恒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