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宽广纳百川

张禹宽广纳百川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汉成帝时期有一位极为重要的儒学大师与丞相——张禹。他不仅以经术闻名于世，更以其“宽广纳百川”的胸怀与政治智慧，在西汉末年动荡的政治环境中稳住朝纲、调和士族与皇权关系，成为汉室延续的重要支柱之一。其名虽不如董仲舒或公孙弘那样耀眼，但其在制度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整合方面的贡献却深刻影响了东汉乃至后世儒家政治文化的走向。

张禹，字伯达，琅琊诸县人（今山东诸城），少时师从博士严彭祖，后入太学，专攻《春秋》。因通晓经义，被举为孝廉，步入仕途。汉元帝即位后，张禹被召入宫，参与讲授《论语》，深得皇帝信任。其后历任太子少傅、御史大夫、丞相等要职，尤以“宽广纳百川”之治政风格著称。

所谓“宽广纳百川”，并非仅指地理上的包容，而是政治哲学上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张禹深知西汉自武帝以来推崇法家与黄老思想并行，至成帝时已显疲态，而儒术逐渐抬头。他敏锐地意识到：若欲维系大一统秩序，必须兼容并蓄，而非一味排斥异己。他在担任丞相期间，力主“儒法并用”，主张将《春秋》之义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既不废黜律令，亦不拘泥于古礼，从而获得朝廷内外广泛支持。

具体而言，张禹在政治实践中有三大标志性事件：

第一，平定外戚干政之乱。汉成帝宠信赵飞燕姐妹及舅父王凤，导致朝纲紊乱。张禹虽非亲王，但敢于上疏劝谏，指出：“外戚不可专权，国之大患也。”他建议设立“外戚禁令”，限制宗室与外戚干涉朝政，此举虽未彻底改变局面，却为后来王莽篡汉埋下伏笔——即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终将引发祸乱。

第二，主持太学改革。张禹深知教育乃立国之本，遂奏请朝廷扩建太学，并亲自修订《五经》注疏，编纂《春秋公羊传·张氏章句》，使儒学体系更具系统性和权威性。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当时太学生人数一度突破万人，是西汉以来最盛之时。此举措不仅强化了儒生阶层的社会地位，也为日后东汉光武帝推行“以儒立国”奠定基础。

第三，调解诸侯王与中央矛盾。汉初分封制虽被废除，但地方豪强仍存割据之势。张禹提出“郡国同治”政策，允许部分王国保留自治权，但需接受中央任命官员监督。这一折衷方案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避免了大规模叛乱的发生，如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危机再现。

此外，张禹还擅长用人之道。他曾荐举贾谊之后裔贾捐之、陈遵等人入朝为官，提拔寒门子弟数十人，打破“唯出身论”。他本人出身贫寒，却始终秉持“士无贵贱，唯才所宜”之理念，故深受士人爱戴。据《后汉书·循吏传》引述，有学者称其“宽厚如海，容纳众流”，此语恰可概括其一生治国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张禹晚年曾遭权臣排挤，被迫辞去丞相之职。但他并未因此消沉，反而隐居洛阳，继续讲学育人，直至寿终。其门徒遍布天下，包括东汉名臣刘秀（光武帝）的老师之一许慎，以及后来推动“白虎观会议”的班固等人，皆为其学术传承之功臣。

下面通过表格形式呈现张禹在汉成帝时期的若干关键任职与政绩：

张禹之所以被称为“宽广纳百川”，是因为他始终秉持“柔而不弱，宽而不弛”的治国哲学。他不盲从任何单一学派，也不依附于某位帝王，而是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核心，融合法家效率、道家无为、墨家兼爱等多元价值，构建了一套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政治文化体系。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评价：“张禹者，实为汉代‘柔性治理’之典范。”他的宽容不是软弱，而是策略；他的开放不是放纵，而是智慧。正是这种“纳百川”的胸襟，使得他在动荡的时代中屹立不倒，成为汉室延续的关键人物。

张禹去世后，汉成帝赐谥号“安侯”，其墓葬至今尚存于河南洛阳附近，碑文仍清晰可见：“宽以济众，德被四海。”这八个字，既是对他一生功业的高度总结，也是对中国历代治国者最珍贵的启示——真正的强大，往往诞生于包容与融合之中。

今日再读张禹之史，我们依然能从中汲取“宽广纳百川”的治国智慧：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唯有保持开放的心态、兼容并蓄的格局，方能在时代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