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西屠咸阳焚秦宫

公元前206年，秦帝国轰然倒塌，天下权力格局进入剧烈重组阶段。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巨变中，项羽入关后的系列行动，尤其是西屠咸阳与焚毁秦宫室，成为极具争议性与深远影响的历史节点。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一个军事强人的复仇与宣泄，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政治、文化记忆与地理格局。

项羽，名籍，字羽，楚国贵族后裔。其叔父项梁在秦末起义中拥立楚怀王熊心，重建楚政权。钜鹿之战中，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绝，大破秦军主力章邯、王离部，威震诸侯，被拥为诸侯上将军。与此同时，刘邦率军经武关率先进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依据楚怀王“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刘邦理应王关中。然而，当项羽率领四十万诸侯联军抵达函谷关，发现关口有刘邦军队把守时，冲突的种子已然埋下。鸿门宴的惊险斡旋后，项羽掌握主导权，随即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咸阳。

项羽在咸阳的所作所为，史书着墨浓重。《史记·项羽本纪》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惨烈画面。其行动可分解为几个关键层面：其一，屠城。“屠”在秦汉语境中常指有组织的杀戮与破坏，此举固然有震慑敌人、发泄军愤的考量，更蕴含着项羽及诸侯联军对秦帝国的深刻仇恨。其二，杀子婴。子婴作为投降的秦室代表，其意味着政治上的彻底清算，断绝了秦室复辟的任何可能。其三，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焚烧秦宫室。咸阳宫室群集秦朝百年经营，不仅是行政中心，更是帝国文化与工程的结晶。其焚毁规模之大，“火三月不灭”，足见其彻底性。其四，劫掠财富与人口，将关中积累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东移，削弱关中的经济基础。

项羽此举动机复杂。首先是复仇心理。项氏与秦有国仇家恨（项燕抗秦而死），楚地亦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摧毁秦帝国的心脏，是复仇情绪的最高宣泄。其次是战略与政治考量。项羽不欲久留关中，其根基与支持力量多在东方。焚毁宫室、掳掠东归，意在彻底消除咸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吸引力，为自己东返彭城（今徐州）定都铺路。同时，也防止其他势力（尤其是刘邦）利用关中的地理与宫室优势。再者，可能包含对秦帝国法家体制与奢侈建筑的象征性否定，以火与剑来宣告旧时代的终结。

这一事件的历史回响极其深远。在政治与战略上，它被视为项羽的重大失策。谋士韩生曾建议项羽定都关中，称其“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却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为由拒绝，韩生私下讥其为“沐猴而冠”。焚毁咸阳后，项羽失尽关中民心，也放弃了形胜之地，为其最终败于刘邦埋下伏笔。在文化上，秦宫藏书与典籍可能部分葬身火海，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文化损失。秦帝国收集的各国文献、律法图籍、科技记录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后世有萧何入咸阳先收丞相府图籍之说，但宫室所藏珍本恐难幸免。

与“西屠咸阳”紧密相关的，是项羽随后进行的天下大分封。他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同时分封十八路诸侯，将关中一分为三，封给三位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即“三秦王”，以扼制刘邦。这一分封体系基于军功与个人好恶，很快便陷入混乱，直接引发了接下来的楚汉战争。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项羽焚咸阳与后世相似事件常被比较。例如，董卓迁都时焚烧洛阳，其破坏性亦甚巨。但与项羽不同的是，董卓更多是战略转移中的破坏，而项羽的行动带有更强烈的制度性复仇与文化摧毁色彩。咸阳的焚毁，也间接促使了后来长安的兴起。汉朝建立后，刘邦在原咸阳东南、渭河南岸新建长安城，开启了新的都城史。

后世对项羽此举的评价两极。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慨叹：“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将秦亡与宫焚紧密联系，充满历史苍凉感。而从政治看，屠城焚宫历来被视为暴行，严重损害了项羽的政治形象。即便在肯定其英雄气概的论述中，这一点也常作为其缺乏政治远见与仁德的关键证据。

为更清晰地呈现项羽入关前后关键事件脉络，兹列表如下：

综上所述，项羽西屠咸阳焚秦宫绝非一次简单的胜利者破坏行为。它是秦楚世仇的情绪总爆发，是项羽战略抉择的关键体现，也是其个人性格与政治短视的集中暴露。这场大火，烧掉了秦帝国的物质宫殿，也烧掉了项羽自己潜在的政治基业，更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灼痕。其事件本身及其连锁反应，深刻地塑造了从楚汉相争到汉朝建立的历史路径，成为后世反复审视权力、道义与历史记忆的沉重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