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端冤死南宋失良将

南宋初年，金兵南侵，山河破碎，朝廷偏安江南，西北边防的存续维系于数位将领的苦撑，其中曲端堪称西陲柱石。然其命运多舛，未死于抗金沙场，却因权臣构陷，惨死狱中。曲端之死，非独一人之悲剧，实乃南宋自毁长城，致使陕西防线崩解，金兵长驱直入，国势愈危。这段公案，交织着个人恩怨、战略分歧与政治倾轧，成为南宋军事史上最令人扼腕的篇章之一。

曲端，字正甫，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人。出身将门，沉毅知兵，尤善治军。建炎初年，金兵席卷中原，陕西成为屏蔽四川、拱卫江南的战略要地。曲端时任泾原路经略使司统制官，在陕西保卫战中崭露头角。其治军严整，号令森然，士卒畏服。史载其部伍“旌旗器械，焕然一新”，深得民心，陕人呼为“曲大帅”。其战绩亦颇可观：

曲端的崛起，使其成为西北宋军的实际核心人物，但也因此卷入权力漩涡。建炎四年（1130年），张浚以知枢密院事身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总揽西北军政大权。张浚志大才疏，急于组织大规模反攻，意图一举收复陕西，与曲端持重固守、积蓄实力的战略构想产生根本冲突。曲端直言张浚“轻躁寡谋”，断言其策划的富平之战必败，更因拒绝交出兵权，彻底激怒张浚，埋下祸根。

此时，与曲端素有嫌隙的秦凤路经略使王庶、环庆路经略使赵哲等人，趁机进谗，诬陷曲端心怀异志，有谋反之意。他们利用曲端曾作诗句“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断章取义，指其讽刺朝廷南渡，不图恢复。张浚正愁无由处置曲端，得此“罪证”，如获至宝，当即下令夺其兵权，将其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于万州（今重庆万州）。

然而张浚犹嫌不足。富平之战前夕，为彻底消除曲端影响，张浚授意心腹、利夔路制置使王似，罗织罪名，将曲端逮捕下狱。负责审讯的是武将康随，此人曾因触犯军法遭曲端严惩，怀恨在心。在张浚默许下，康随对曲端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宋史·曲端传》载：“随令狱吏絷维之，糊其口，熁之以火。”即将曲端捆绑，封堵口鼻，置于铁笼中以火烘烤，谓之“铁笼烤”。曲端素来体胖，加之极度干渴，竟被活活折磨致死，年仅四十一岁。陕人闻之，“莫不惜之，至今西北故老犹能言之”。

曲端冤死，后果立现。建炎四年九月，张浚不顾众将反对，强行发动富平之战。此役宋军集结陕西五路精锐，号称四十万，但因指挥混乱、将帅失和（尤以赵哲部临阵溃逃为关键），遭金军名将完颜宗弼（兀术）重创，遭遇毁灭性失败。

富平之败，印证了曲端的预言。若无其冤死，以其在陕西军民中的威望及军事才能，或能整合诸军，稳定战线，战局未必一溃至此。此役后，金军席卷陕西，四川门户洞开，南宋被迫退守川东、川南，国防形势急剧恶化。张浚虽因战败引咎去职，但于国事已无补。

曲端之死，更深层地暴露了南宋初年军政体系的痼疾。武将跋扈与文臣（或监军）猜忌交织，朝廷对拥兵大将既倚重又防范，内耗不断。类似悲剧非孤例，如岳飞之死亦是此恶性循环的顶峰。南宋自剪羽翼，终致恢复中原无望。

后世史家论及曲端，多抱深切同情。元代官修《宋史》直指张浚“杀曲端，废刘锜，斥岳飞”，为三大失计。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痛惜：“曲端之诛，富平之战，浚之罪不胜诛矣！”曲端冤狱，不仅是个人的沉冤，更标志着南宋在战略抉择上的重大失误与人才摧折的自戕行为，其深远影响，足以改变宋金对峙的格局。良将未死于敌手，而殒于己方构陷，此南宋之悲，亦历史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