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合马，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权倾朝野的回回理财大臣，其专权敛财最终导致被刺身亡的结局，成为元朝政治史上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他的崛起、专权与覆灭，深刻反映了元代早期财政政策、民族矛盾以及权臣政治的复杂交织。
阿合马（Ahmad Fanakati），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以善于经商理财著称。中统三年（1262年），因其理财才能被推荐入仕，深得忽必烈赏识。当时元朝初立，北有诸王叛乱，南有南宋未灭，加之大规模营建大都（今北京）和频繁对外用兵，国家财政开支巨大。忽必烈亟需能臣解决财政困境，阿合马正是凭借其“厚敛于民”的聚财手段迅速获得宠信。
阿合马的崛起与专权：自中统三年被任命为上都同知开始，阿合马官职一路攀升，历任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平章政事、制国用使、平章政事兼制国用使等要职，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尚书省时，他更是权倾朝野，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其专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领域 | 具体措施/事件 | 影响 |
|---|---|---|
| 财政经济 | * 推行盐铁专营，大幅提高盐税。 * 大量发行中统钞（纸币），导致通货膨胀。 * 实施“钩考”（财务审计），严查地方亏空，实为敛财手段。 * 增设各类税目（如商税、榷茶、榷酒）。 * 设立“诸路转运司”，垄断地方财权。 | 国库收入短期大增，但民怨沸腾，经济秩序混乱。 |
| 人事 | * 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多为色目人）。 * 打击汉法派官员，如排挤宰相安童、廉希宪等。 * 其子侄亲属多居要职（如子忽辛任大都路总管）。 | 破坏官僚体系平衡，加剧民族（汉、蒙、色目）矛盾。 |
| 机构扩张 | * 奏请设立独立的理财机构“制国用使司”（后改为尚书省），架空中书省。 * 尚书省成为其独立王国，政令多出其门。 | 破坏元初“中书总政务”的制度设计，权力高度集中。 |
阿合马的横征暴敛和专权跋扈，引发了朝野内外强烈的不满。以太子真金为首的“汉法派”（主张采用汉地制度治理汉地）对其尤为敌视。真金曾当面痛斥阿合马，甚至有记载称太子在朝堂上殴打他。许多汉族、蒙古族官员如崔斌、张雄飞、廉希宪、安童等，都曾上疏弹劾其罪行，指斥他“挟宰相权，为商贾事”，“蠹国害民”。然而，由于忽必烈对其理财能力的依赖和对聚敛财富的需求，这些弹劾大多未能动摇其地位，反而招致报复。
刺杀事件的爆发：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十八日，蓄谋已久的刺杀行动终于爆发。千户王著，一个痛恨阿合马暴政的中下级军官，与高和尚（一个自称有神术的僧人）等人合谋，利用忽必烈与太子真金巡幸上都、大都空虚的机会，实施刺杀计划。他们诈称太子真金回京做佛事，深夜诱骗阿合马出宫迎接。当阿合马赶到南门外的地点时，王著挺身而出，用事先藏好的铜锤猛击阿合马头部，当场将其击毙。随后，王著等人高呼“杀奸臣阿合马”，并试图冲击宫禁，但最终被增援的侍卫镇压。王著、高和尚被捕。
事件余波与历史评价：刺杀发生后，震动朝野。王著在临刑前慷慨陈词：“吾为天下人除害，死而无憾！”起初，忽必烈对阿合马极为震怒，下令严惩凶手及相关人员。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大量关于阿合马罪行的揭发，忽必烈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当他得知阿合马贪腐的惊人细节（如在其家中搜出大量珍宝，其子侄强占民田、民女等）后，幡然醒悟，痛斥阿合马为“奸臣”，并下令追查其党羽，没收家产。阿合马的尸体被从墓中挖出，在通州示众，其子侄心腹多人被处死或罢黜。王著虽被处决，但其行为被部分士人视为义举。
阿合马之死标志着其长达近二十年的专权时代结束。它深刻反映了：
* 财政困境下的政策选择：元初战争和建设导致财政紧张，忽必烈不得不倚重能聚敛的理财派，但过度盘剥最终动摇统治基础。
* 民族政策与官僚冲突：阿合马作为色目人代表，其专权加剧了蒙古贵族、汉族官僚与色目官僚集团间的矛盾，成为元朝民族等级制度的缩影。
* 权臣政治的悲剧：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绝对权力，极易导致专权腐败，最终引发剧烈反弹，无论是来自体制内（如太子、汉法派）还是体制外（如王著）。
阿合马专权及其被刺事件，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期的重要转折点。它促使忽必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政策，暂时压制了理财派势力，汉法派有所抬头（如卢世荣短暂上台后被诛，后由相对温和的桑哥主政，但桑哥最终也因贪腐被诛）。然而，元朝依赖聚敛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模式并未改变，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也持续存在，为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埋下了隐患。阿合马其人其事，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权臣因贪暴而遭致极端反抗的典型案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