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生侯生逃：方士奔逃引发坑儒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政治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尤其是“焚书坑儒”事件，始终是后世讨论的焦点。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却往往被归因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方士——卢生与侯生的逃亡。以“卢生侯生逃”为切入点，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审视秦帝国初期，皇权追求长生与知识阶层追求自主性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整个文化生态的残酷镇压。

秦始皇嬴政在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后，对权力与生命的永恒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渴望。这种渴望，为战国以来活跃于东方海滨的方士群体提供了历史舞台。方士，或称术士，是早期道家、神仙学说、阴阳五行、医药巫术的实践者与传播者。他们宣称掌握着通神、求仙、获取不死药的秘法。秦始皇对此深信不疑，多次派遣方士携巨资入海求仙，卢生和侯生便是其中备受宠信的代表人物。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卢生曾向秦始皇进言，求取仙药需要皇帝“微行以辟恶鬼”，行踪隐秘，不让外人知晓，如此“真人”方至，不死之药可得。秦始皇一一照办，并自称“真人”。然而，仙药始终渺茫。随着时间推移，耗费巨大却一无所获的方士们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卢生与侯生私下议论，认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博士（掌管典籍、通晓古今的学者）形同虚设，丞相大臣皆听命行事，天下之事无分大小皆决于上。他们评价始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这番议论，深刻地揭示了皇权绝对专制与方士、学者所期望的某种自由（哪怕是求仙活动的自由）之间的不可调和。恐惧议论泄露招致杀身之祸，卢生与侯生选择了逃亡。

两人的逃亡，如同一颗火星溅入了秦始皇这座积蓄已久的不满与猜疑的桶。秦始皇闻讯后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厚待方士，赏赐丰厚，如今不仅求药不得，还遭到诽谤和背叛。他震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这段话清晰地串联起了几个关键点：一是“收天下书”（焚书政策），二是厚待方术士（求仙活动），三是方士的失败与背叛（卢生侯生事件），四是将调查范围从方士扩大到了咸阳的所有“诸生”（儒生与方士的泛称）。

于是，一场针对知识界的大清洗拉开帷幕。秦始皇下令将咸阳的“诸生”全部提审，让他们互相揭发指控。最终，被认定为“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被全部活埋于咸阳，并公告天下，以儆效尤。这便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坑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坑者并非纯粹的儒生，而是“诸生”，即包括了方士和在咸阳的各类学者。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方士的欺诈与逃亡，但始皇借题发挥，将打击面扩展到了他认为可能“为訞言以乱黔首”的整个知识阶层。因此，“坑儒”实为“坑术士”引发的扩大化政治迫害。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它与此前实施的“焚书”政策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秦始皇文化专制的高峰。下表简要对比了这两项关键事件：

卢生与侯生逃亡引发的连锁反应，深刻暴露了秦帝国统治的内在逻辑。首先，它反映了绝对皇权对“不可控因素”的零容忍。无论是方士追求的长生秘密，还是儒生秉持的古典道义，只要不完全屈从于皇权意志，就可能被视为威胁。其次，它显示了在帝国体制下，知识阶层的依附性与脆弱性。方士与儒生都试图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服务于政权，但当他们的实践失败或理念与皇权冲突时，便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最后，这一事件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文化精英的肉体消灭和精神压迫，使秦帝国失去了士人的支持，其严刑峻法的统治基础更加动摇，为不久后的二世而亡埋下了伏笔。

后世对“坑儒”的记述与评价，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建构。汉代儒生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将卢生、侯生归为“方士”，但叙述中已将其与“诸生”、“儒”联系起来。至汉代儒学独尊后，此事件被愈发鲜明地塑造为迫害儒家学派的象征，“坑儒”一词遂固定下来，成为秦始皇暴政的核心标签之一。这种历史记忆的塑造，本身也是儒家思想在成为意识形态主流后，对历史进行符合自身道统的叙述的结果。

综上所述，卢生与侯生的奔逃，虽是个体事件，却如蝴蝶振翅，在秦帝国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引发了一场席卷知识界的风暴。“坑儒”不仅是求仙闹剧的悲剧收场，更是皇权专制试图以暴力彻底规训思想界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思想自由时代的彻底终结，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士人关系漫长而复杂的博弈篇章。两个方士的逃亡，因此被永久地镌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解读秦朝兴衰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