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又称“庚子后新政”，是清政府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巨大冲击后，为挽救统治危机、顺应时势而于1901年至1911年间推行的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场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远超之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几乎触及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等所有领域。它是一场在王朝末世背景下，力图通过自我革新实现富国的尝试，其举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加速了传统帝制的终结，并为后续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新政启动的历史背景
1900年的庚子国变是新政的直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清廷威信扫地，统治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1901年1月，尚在西安的清廷颁布变法上谕，承认“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正式宣布启动新政。此举既是对列强“惩办祸首、改革政治”要求的回应，更是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开明官僚（如张之洞、刘坤一等）力主变革以图存的结果。因此，新政从伊始便带有浓厚的被动性与自救色彩。
主要改革举措
1. 行政与政治体制改革
新政试图对陈旧臃肿的官僚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1901年，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1903年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为农工商部）、1905年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等，构建了近代中央行政部门的雏形。最具突破性的是“预备立宪”。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并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设立谘议局，作为未来议会的基础。尽管这些机构权力有限，且清廷“皇族内阁”的成立暴露了其缺乏诚意，但它们首次在制度层面承认了“民权”与“分权”的概念，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活动舞台。
2. 军事改革（编练新军）
军事改革是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目标是建立一支西式的国家常备军。1901年，清廷下令废除武科举，令各省裁汰旧军（绿营、防勇），编练新军。以袁世凯在直隶编练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湖北新军最为著名。新军完全采用德国、日本军制，配备现代化武器，并设各级军事学堂（如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培养军官。然而，新军的编练耗资巨大，加剧了财政负担，且新军军官多由留学生或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担任，士兵也多有文化，他们更易接受新思想，反而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主要武力来源。
3. 经济与实业政策
清廷一改重农抑商传统，大力倡导兴办实业。商部成立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承认并保护民营资本。设立工艺局、劝业道等机构，奖励发明创造。此外，广开商埠，鼓励华侨投资。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初步发展的“黄金时期”，纺织、面粉、航运等行业均有显著成长。
| 行业 | 代表企业（创办时间） | 创办人 | 意义 |
|---|---|---|---|
| 纺织业 | 南通大生纱厂（1899年扩建于新政期） | 张謇 | “实业救国”典范，形成区域性产业链 |
| 面粉业 | 茂新、福新面粉公司（1902年起） | 荣宗敬、荣德生 | 奠定荣氏“面粉大王”基础 |
| 航运业 | 宁绍轮船公司（1908年） | 虞洽卿等 | 打破外资轮船公司垄断长江下游航运 |
4. 教育改革（废除科举与兴办学堂）
这是新政中影响最为深远、阻力最大也最为成功的改革。1901年，下令各省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州县设中小学堂，并鼓励兴办新式学堂。1905年，清廷做出石破天惊的决定：彻底废除科举制度。这一延续了1300年的选官制度就此终结。同时，大量派遣学生赴日本及欧美留学。新式教育体系迅速建立，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根本性裂变，从埋头经史的士大夫转向掌握各类近代知识的学生和留学生。他们成为后来政治变革与社会运动的绝对主力。
5. 法律与社会风俗改革
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主持下，启动了近代法律编纂工作。删改《大清律例》，制定《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新刑律》等，引入了罪刑法定、陪审制度等现代法律原则。社会层面，禁止缠足、允许满汉通婚、废除酷刑等移风易俗的措施也逐步推行。
新政的复杂影响与历史评价
清末新政是一柄双刃剑，其影响呈现出巨大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积极影响：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教育上奠定了近代学制基础，培养了全新的人才；军事上建立了近代陆军体系；法律上开启了法制近代化进程。这些变革为此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部分制度框架和物质基础。
深层矛盾与消极后果：首先，改革加剧了社会矛盾。庞大的改革开支通过加捐加税转嫁给民众，导致民怨沸腾，抗捐抗税斗争风起云涌。其次，改革催生了颠覆自身的力量。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生、新军士兵、立宪派士绅、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在新政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最终都因对清廷改革速度与诚意的不满而转向革命或离心。最后，“皇族内阁”的出笼彻底暴露了清廷“假立宪、真集权”的本质，使立宪派大失所望，将其推向革命阵营，清廷彻底孤立。
总而言之，清末新政是一场在王朝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最后一次全面改革努力。其初衷是巩固统治，但其逻辑结果却是瓦解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新政未能挽救清廷，但它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并未随清亡而中止。辛亥革命后，许多新政的遗产（如新军、学堂、实业、法律草案等）被民国政府所接收和改造，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清末新政是从帝制时代走向共和时代的关键过渡，其历史意义远超“自救”本身，是一场不彻底的、被动却影响深远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