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崇联辽续北汉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五代十国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割据混战不断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五个短命王朝，而南方及山西等地则并存着十余个割据政权。其中，由沙陀族人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在刘知远死后迅速陷入内乱，仅存四年便告灭亡。然而，其版图并非完全被后周所吞并，在河东（今山西大部）地区，一个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得以延续，这便是北汉。北汉的建立与生存，与一位关键人物——刘崇，以及他联辽抗周的国策紧密相连。这段历史不仅体现了乱世中生存的艰难与抉择，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宋辽对峙的格局。

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在后汉政权中曾任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951年，郭威篡汉建周，后汉灭亡。刘崇作为刘氏宗室，在太原愤而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为与后汉区分，亦称东汉）。北汉据有河东十二州之地，虽地势险要，但国土狭小，人口稀少，财力军力与新兴的后周相比悬殊甚大。刘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与后周抗衡，更遑论实现“兴复汉室”的抱负。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北汉命运的战略选择：联合契丹（辽朝）。

刘崇联辽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早在后唐时期，河东势力与契丹便有复杂的互动，时而交战，时而利用。石敬瑭更是依靠契丹援助建立后晋，并割让幽云十六州，使得契丹势力深入中原北疆。刘崇效仿此策，主动向辽世宗耶律阮称臣纳贡，以侄子礼事辽，换取辽朝的政治承认和军事支持。双方迅速结成同盟，北汉成为辽朝牵制和消耗后周的前沿屏障与附庸政权。这一关系奠定了北汉“联辽续汉”的立国基石。

在刘崇统治时期，北汉与后周进行了多次激烈战争，其中高平之战尤为关键。954年，后周太祖郭威去世，世宗柴荣新立。刘崇认为有机可乘，遂联合辽军大举南下。初期北汉军进展顺利，但在高平（今山西高平）与后周军决战时，由于辽军观望不前，以及北汉军自身的失误，遭遇惨败。此战虽然失利，却充分展现了北汉“倚辽为援，对抗中原”的生存模式。柴荣虽胜，但亦认识到北汉有契丹为奥援，难以一举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统一的进程。

刘崇于954年去世，其子刘承钧（后改名刘钧）继位，继续奉行联辽国策。此后，北汉在辽朝的持续支持下，与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直到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率大军亲征，在击败辽朝援军后，才最终攻破太原，北汉灭亡。北汉因此成为十国中最后一个被统一的政权。

北汉的长期存在，离不开辽朝的支持。以下是北汉主要君主在位期间与辽朝关系及重大事件简表，可以清晰看出其“联辽续汉”的轨迹：

除了主要的军事同盟关系，刘崇联辽续北汉这一策略还衍生出诸多值得深究的历史内容。首先，这一联盟使河东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前沿，经济民生遭受严重破坏。北汉为维持统治和支付对辽贡赐，赋税极其繁重，民众苦不堪言。其次，北汉的存在客观上充当了辽朝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宋初，这一缓冲使得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优先解决南方诸国，将强大的契丹和棘手的北汉留到最后处理。

再者，北汉的军政结构深受其生存环境影响。其军队核心为沙陀等部族兵马，战斗力较强，且据守太原坚城，易守难攻。政权内部胡汉混杂，权臣（如郭无为）与皇室关系复杂，内斗不时发生，削弱了自身力量。最后，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北汉的案例是“以夷制夏”策略在五代的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原核心力量衰弱时，边缘割据势力通过引入外部强大力量来维持自身存在，但这往往需要付出政治、经济乃至尊严上的巨大代价，并使得边疆民族更深地卷入中原事务。

综上所述，刘崇联辽续北汉并非简单的割据自立，而是在五代末年特殊地缘政治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它使北汉在强敌环伺中延续了近二十九年，深刻地影响了后周及北宋初年的统一进程与北方边防格局。这一历史片段充分展现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艰难求生之道，以及外交结盟在乱世政权存续中的决定性作用。太原城下最终升起的宋旗，不仅标志着一个割据政权的终结，也宣告了一个试图依靠外部力量维系正统的王朝梦的破灭，并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宋辽百年对抗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