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五代十国时期（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更迭频繁、割据分裂的时代。然而，在政治动荡与军事纷争的表象之下，各地区的城市建设并未完全停滞，反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脉络。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深受军事防御、经济需求和政治象征等多重因素影响，在继承唐代都城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诸多适应时代需求的特色，成为唐宋之间城市演变的重要过渡阶段。

军事防御优先的都城形态

五代各朝都城的选择与建设，首要考量是军事防御。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的选址、规模和内部结构。作为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后梁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东都，并升其为开封府。朱温对汴州的经营，大规模扩建城墙，疏浚汴河，强化其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其根本目的在于构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地。相较于长安、洛阳这类传统大都城，汴州城池规模起初较小，但因其地处运河枢纽，便于粮饷转运和军队机动，其军事实用性在乱世中凸显。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以洛阳和开封为都，两者形成了交替或并重的“双都制”。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对开封的扩建，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识到开封旧城过于拥挤、道路狭窄、防御设施不全的问题，于显德二年（955年）下诏进行系统性的城市规划改造。诏书内容极具前瞻性：扩展城池范围，划定街道、仓场、官署的预留地，疏浚漕运河道，并允许百姓在规划区域内营建房屋。这一举措打破了唐代以来封闭的坊市制度束缚，为北宋开封城的繁荣和开放式街巷布局奠定了基础。柴荣的规划思想，标志着城市建设从纯粹的军事堡垒向兼顾经济民生与防御的综合型都市转变。

地方割据政权的城市建设

在十国及其他割据势力范围内，城市建设同样活跃。南方相对稳定的环境，使得城市建设更侧重于经济开发与王权威仪。例如，前蜀王建治下的成都，在唐代“罗城”基础上继续得到维护与局部增筑，城市商业繁盛。后蜀孟昶曾在城上遍植芙蓉，成都“芙蓉城”之别称由此而来，这亦可视作一种城市美化的早期实践。

吴越国钱氏定都杭州，其建设重点在于水利与防御并重。钱镠大规模修筑钱塘江海塘（“钱氏捍海塘”），疏浚西湖，保障了城市的安全与水源供应，为杭州日后成为南宋都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钱镠还扩展了杭州的城区，营建宫城，奠定了“南宫北城”的格局。

南唐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都，对其进行了大规模营建。烈祖李昪将城池范围大为拓展，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宫城，其城市布局仿效唐代都城制度，但更加紧凑。金陵城的规划注重利用山川形胜，将清凉山、雨花台等制高点纳入防御体系，体现了高超的规划智慧。

闽国王审知治下的福州，进行了著名的“罗城”和“夹城”扩建，将乌山、于山、屏山纳入城中，形成了“三山两塔”的城市空间骨架，这一格局影响深远。荆南（南平）国都江陵（今湖北荆州），则因其作为南北交通要冲，城池建设始终以维持水路畅通和军事防守为核心。

城市规划的具体措施与工程技术

五代时期的城市建设，在具体技术层面也有所体现：

其一，城墙体系的强化。普遍采用夯土包砖技术，增强城墙耐久性；扩建或增筑羊马城、瓮城、敌楼等附属防御设施；疏浚或开挖护城河，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其二，内部功能区的调整。由于战争频仍，城内常设有大量军营和仓库。传统的里坊制度虽然名义上存在，但随着商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突破（如夜市、临街设店），坊墙的管控作用逐渐松弛，城市内部空间趋于灵活。

其三，对水路交通的极端重视。无论是北方的开封、洛阳，还是南方的金陵、杭州、江陵，统治者无不投入巨资疏浚运河、整治河道。这不仅关乎漕运生命线，也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物资供应和经济发展。

五代城市建设的历史影响

五代的城市建设，处于从唐代封闭式坊市制向宋代开放式街巷制转变的关键期。后周世宗对开封的规划，是这一转型的明确信号。地方政权尤其是南方诸国的建设，则根据各自的地理与经济条件，探索了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积累了宝贵的水利、防御和规划经验。

这些建设活动，虽多始于军事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改善了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稳定了区域经济中心，为宋初的统一与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北宋的东京汴梁能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其直接蓝图正是后周世宗规划下的开封城。而杭州、金陵、成都、福州等城市在五代时期的建设，也深刻塑造了它们在宋元乃至明清时期的城市基本形态与功能。

综上所述，五代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绝非历史的空白或倒退。它在动乱的夹缝中，以一种务实、应变的方式延续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其军事导向的实用性规划、对水路交通的依赖、坊市制度的逐步瓦解以及地方特色的凸显，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核心特征，成为连接唐、宋两个城市规划高峰的重要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