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后蜀后主孟昶虽因亡国之君的身份而常被后世史家所忽视，但其在位前期励精图治、颁行《官箴》以整顿吏治的举措，实为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治理的重要典范。孟昶继位之初，后蜀政权承袭前蜀覆灭之教训，面临内政不修、官吏贪腐的严峻挑战。为巩固统治、振兴蜀中，他于广政年间（938—965）亲撰并颁布《官箴》，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为核心训诫，要求官吏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这一治理实践不仅对后蜀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箴言更被后世王朝奉为官场圭臬，直至宋太宗将其精简为《戒石铭》颁行全国，成为中国廉政文化的重要遗产。
孟昶执政的背景需置于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审视。后蜀于934年，其父孟知祥趁中原动荡割据两川，但立国未久即病逝。孟昶十六岁继位时，蜀地经历前蜀王衍奢靡亡国的震荡，吏治松弛、民生疲敝。据《旧五代史》载，孟昶初年“权臣擅命，将骄卒惰”，地方官员“多行贪墨，民不堪命”。为扭转局面，他一方面倚重赵季良、李昊等能臣推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则从制度层面入手，通过《官箴》构建官吏行为规范。此举既是对儒家“为政以德”传统的延续，亦针对五代武人专权、文治不彰的时弊，体现出以文教重塑政治秩序的意图。
《官箴》全文虽已散佚，但其核心内容与施行脉络仍可考辨。据宋人笔记《蜀梼杌》记载，孟昶亲撰的箴文长达百余言，涉及官吏的职责、操守与奖惩标准。其中“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一句，直指官吏滥用职权之弊，强调天道对权力的约束；而“尔俸尔禄，民膏民脂”则揭示俸禄源于民赋的本质，要求官员常怀敬畏。为保障《官箴》落实，孟昶配套推行了严密的监察制度：设察访使巡回州县，定期考核官员政绩；对贪腐者施以革职、追赃乃至处刑的惩戒，同时擢升清吏以示激励。此类措施使后蜀初期出现了“吏畏民安，狱讼衰息”的局面（《九国志·后蜀世家》）。
孟昶的治蜀成效不仅体现于吏治整顿，更反映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协同发展。以下表示例呈现其执政期间关键领域的成就：
| 领域 | 具体措施 | 成效与影响 |
|---|---|---|
| 农业经济 | 修复都江堰水利系统，推行“劝农令” | 蜀中“稻麦再熟，仓储充盈”，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 |
| 手工业 | 设立官营织锦院，改进蜀锦技艺 | “陵阳公样”锦缎远销江南，奠定宋代蜀锦兴盛基础 |
| 文化教育 | 建“文思殿”广藏典籍，兴办州学 | 促成《花间集》编纂，涌现欧阳炯等词学大家 |
| 科技工艺 | 发明“楮券”（早期纸币），推广雕版印刷 | 成都成为全国印刷中心，现存最早刻本《开宝藏》源于此 |
这些成就与《官箴》倡导的清廉务实政风密切相关。例如水利工程的兴修需官吏有效组织民力，而蜀锦贸易的繁荣则依赖公正的市场管理。孟昶前期治蜀的成功，证明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
值得注意的是，《官箴》的影响远超后蜀一朝。965年宋灭后蜀后，宋太宗赵光义命人摘取《官箴》中最为精辟的十六字，刻石为《戒石铭》，立于全国州县衙署前，成为宋朝官制建设的重要组成。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述：“孟昶《官箴》，语简意深，虽偏霸之主，其言足垂世戒。”明清时期，这十六字更被镌于各地衙署的“戒石亭”上，形成“堂前立石”的规制。直至近代，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仍将此语刻于墙壁，可见其跨越时代的警示价值。
然而孟昶的治理亦存在历史局限性。其执政后期渐趋骄奢，广筑宫殿、沉溺享乐，尤其宠幸花蕊夫人而疏远贤臣，导致《官箴》精神未能贯彻始终。宋军入蜀时，部分官员因长期腐败而丧失民心，加速了后蜀的覆灭。这一反差印证了廉政建设需常抓不懈的道理，也警示制度文本若无持续的政治意志支撑，终将流于形式。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孟昶《官箴》是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重要环节。自西周《虞人之箴》至清代《钦颁州县事宜》，官箴文献始终是传统政治文明中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后蜀虽为割据政权，但其通过明文规范约束官吏的尝试，体现了中华治理智慧中对“吏治清明”的不懈追求。当今研究孟昶治蜀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十国史的政治逻辑，更为反思权力监督、廉政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