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权臣严嵩的政治生涯与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卷中,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严嵩无疑是一位极具争议性与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他以其漫长的仕途、对嘉靖皇帝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朝政的长期把持,成为明代权臣的典型代表。其政治生涯的起落,不仅是个人的荣辱史,更是透视嘉靖朝乃至整个明代中后期政治生态、官僚制度与权力运作的一个关键窗口。
一、早年生涯与权力之路
严嵩,字惟中,号勉庵、介溪,江西分宜人。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入选庶吉士,开启了其官场生涯。然而,其仕途初期并非一帆风顺,曾因病归乡休养十年之久。这段远离政治中心的岁月,或许为后深谙权术、隐忍待机埋下了伏笔。重返官场后,严嵩凭借其文学才华与谨慎行事,逐渐获得晋升。他真正迎来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嘉靖皇帝朱厚熜执政的中后期。
嘉靖皇帝以其聪慧、多疑与笃信道教著称,尤其热衷青词——一种用于祭祀上天、文体华丽的骈文。严嵩虽年事已高,却以其精妙的文笔,创作出大量迎合皇帝心意的青词,从而获得了极高的宠信。与此同时,他通过排挤、构陷政治对手,如首辅夏言、将领曾铣等,逐步清除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障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严嵩正式入阁,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成为首辅,自此开始了其对朝政长达十余年的掌控。
二、权倾朝野与主要劣迹
在担任首辅期间,严嵩与其子严世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权力核心。严世蕃虽无官身,却凭借其父的权势,干预政务、卖官鬻爵,时人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严嵩父子的专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他们广布党羽,控制了科道言官等关键职位,使得朝中反对声音被压制,形成了“政由嵩出”的局面。任何弹劾严嵩的官员,大多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如沈炼、杨继盛等正直之士,皆因上疏劾嵩而惨遭杀害。
其次,是贪腐横行,敛财无度。严嵩父子利用职权,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皆有定价,导致吏治极度腐败。其家产在被抄没时,数额之巨令人咋舌,据《明史》等记载,其财富涵盖了海量金银、田宅、古玩珍宝等。
以下表格整理了史籍中关于严嵩抄家部分财产的不完全统计,虽具体数字各书记载略有出入,但足以窥见其贪腐程度:
| 财产类别 | 大致数量(据《明史》、《天水冰山录》等) |
|---|---|
| 黄金 | 三万余两 |
| 白银 | 二百余万两 |
| 土地 | 数以万计亩 |
| 宅邸 | 遍布京城及家乡等多处,规模宏大 |
| 珍玩字画 | 无数,包括大量宋元名画、珍稀古籍 |
第三,是边防废弛,国事日非。在严嵩主政期间,北方的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屡次率军南下,甚至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庚戌之变”(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严嵩对此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甚至打压主战派将领,导致边防危机日益深重。同时,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也日趋严重,虽然后来有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努力平倭,但严嵩执政时期的应对失策无疑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三、倒台与历史评价
严嵩的权势并非坚不可摧,其根基完全建立在嘉靖皇帝的个人宠信之上。随着年事已高,其精力不济,加之其子严世蕃的跋扈行为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不满,以及道士蓝道行在扶乩时对严嵩的“神判”,最终动摇了嘉靖帝对他的信任。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徐阶等官员的持续攻讦下,严世蕃捕,严嵩本人也被罢官夺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以通倭、谋反等罪被处决,严嵩则在贫病交加中于次年去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对于严嵩的历史评价,历来以为主。他被视为奸臣的典型,其形象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他的所作所为,极大地加剧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和边防危机,被认为是明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四、深远影响与历史镜鉴
严嵩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明代特定政治体制的产物。
其一,它反映了皇权专制下,权臣产生的土壤。嘉靖皇帝长期怠政,深居西苑修道,将日常政务大量委托给内阁,尤其是首辅。这种权力真空为严嵩这样的权臣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他深谙如何迎合皇帝的私欲(如撰写青词、支持玄修),以此巩固权力,形成了“皇帝-权臣”共治(实为权臣代理)的畸形模式。
其二,暴露了明代监察体系的失效。在严嵩专权时期,本应纠劾百官的科道言官体系,要么被其党羽把持,要么因残酷报复而噤若寒蝉,使得权力失去了有效的内部监督。
其三,严嵩的贪腐对明代的吏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形成的腐败网络和“”流毒深远,严重侵蚀了国家统治的根基。
综上所述,严嵩的政治生涯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他从一个寒门学子攀至权力顶峰,最终又坠入深渊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以及制度缺陷如何催生并纵容权臣的为祸。研究严嵩,不仅是为了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更是为了理解明代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教训,其历史影响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与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