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出洋考察

1905年至1906年间，清廷派遣高级官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考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称五大臣出洋考察。此举是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为寻求立宪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关键步骤，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随后的预备立宪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历史背景与动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统治危机。对外，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屈辱，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与中国的积弱；对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立宪呼声日益高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在经历了庚子事变的巨大冲击后，意识到“不变法则亡”的紧迫性。为了应对内外压力，延续国祚，清政府终于决定派遣亲贵重臣，实地考察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制度，以期为中国未来的改革绘制蓝图。

考察团的组成与路线

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最初的考察团分为两路，成员均为朝廷重臣：

一路：由皇室成员载泽带队，成员包括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等，重点考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君主立宪制国家。

二路：由户部侍郎戴鸿慈带队，成员包括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计划考察美国、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等国，兼顾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制度。

然而，考察伊始便遭遇波折。1905年9月24日，考察团在前门火车站启程时，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载泽、绍英轻伤，行程被迫推迟。清廷随后调整了阵容，最终成行的两支考察团及其路线如下表所示：

两支考察团于1905年12月先后出发，历时约半年，于1906年夏季陆续返回中国。

考察内容与主要发现

五大臣的考察并非走马观花，而是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调研。他们的考察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制度：他们详细观摩了各国的议会（如英国的下议院、日本的帝国议会）、政府运作流程以及司法体系。载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崇备至，认为其“公议共之，臣民共之”，在不动摇天皇权威的前提下实现了富国。戴鸿慈、端方则对德国的君主集权下的模式印象深刻。

经济与工业：考察团参观了工厂、银行、港口和铁路。他们对美国的工业托拉斯、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表现出极大兴趣，认识到发展实业和交通对于国家富强的基础性作用。

军事与教育：他们视察了两国的陆军、海军院校及现代军队。同时，他们也非常关注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认识到国民素质的提升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端方在回国后更是积极倡导新式学堂的建立。

社会文化与市政管理：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监狱乃至城市规划都成为他们的考察对象。他们看到了一个与清朝截然不同的、有序而高效的现代社会管理模式。

随行的官员，如熊希龄、伍光建等人，承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报告撰写工作，他们编译、撰写了大量的考察日记和报告，最终汇集成《列国政要》和《欧美政治要义》等书籍，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

归国影响与历史意义

1906年，两路考察团先后回国，他们向清廷呈递了详细的奏折，极力鼓吹立宪的诸多好处。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更是直言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益处，深深打动了慈禧和光绪。

基于考察团的报告和建议，清廷于1906年9月1日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正式启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这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它标志着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首次公开承认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愿意进行制度层面的学习与改革，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次，它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立宪派，如张謇、梁启超等人，他们纷纷组织团体，积极推动立宪运动，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再次，考察本身以及后续的立宪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民智，普及了观念，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这场考察及其引发的立宪运动也存在深刻的局限性。清廷的“预备”过程过于迟缓且缺乏诚意，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特权。最终，1911年组成的“皇族内阁”彻底暴露了其“假立宪、真集权”的本质，使得立宪派大失所望，许多转而同情或支持革命，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总结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后一次自救努力的关键环节。它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面向世界的学习活动，其广度与深度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它为中国带来了新鲜的域外知识，直接催生了预备立宪，深刻地影响了清末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尽管最终未能挽救清廷的命运，但它所引进的思想和制度蓝图，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笔不可忽视的政治遗产，为后世中国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