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是唐初政治舞台上一次决定性的权力更迭事件。这场发生在长安城玄武门附近的宫廷政变，不仅直接导致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死亡，更将秦王李世民推向了权力巅峰，为其后开创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其影响深远，震动长安，余波绵延整个唐代乃至后世史家评述。
政变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兄弟间长期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自晋阳起兵以来，李世民战功显赫，先后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威望日隆，形成了以天策府为核心的强大政治军事集团，网罗了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一批顶尖人才。而身为太子的李建成，虽亦有功绩，且占据储君名分，但在军功和部分朝臣的支持度上渐感压力。齐王李元吉则与太子结成同盟，共同排挤李世民。双方围绕权力、人才、皇帝信任展开了激烈争夺。
冲突不断升级。李建成、李元吉曾试图收买或驱逐李世民身边的谋臣猛将，如排挤房玄龄、杜如晦出秦王府，甚至试图以毒酒加害李世民（史载“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另一方面，李建成亦在积极扩充自身实力，招募私兵，史称“长林兵”。武德后期，李渊的优柔寡断加剧了矛盾，他既无法有效调解儿子们的纷争，又对李世民的功高震主心存疑虑，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局势更加紧张。
据《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政变前夕，李世民集团已获悉李建成、李元吉计划借出征突厥之机，在昆明池设伏杀害李世民并控制其部属。形势危急，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的极力劝说下，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李渊，指控李建成、李元吉“后宫”，意图次日早朝对质。这实为诱使二人入宫的计策。
六月初四清晨，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余名心腹将领，提前埋伏于玄武门内禁苑之中。玄武门是宫城北门，位置关键，守将常何（原为太子安插，但已被李世民策反）的倒戈确保了李世民能顺利进入设伏地点。
当李建成、李元吉毫无戒备地骑马进入玄武门，行至临湖殿附近时，察觉有异，立即拨马欲逃。李世民现身呼唤，李元吉张弓射向李世民，但连发不中。李世民则一箭射杀李建成。随后，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射杀李元吉坐骑。李元吉坠马，欲逃入武德殿，被尉迟敬德追上杀死。此时，和齐王府的卫队约两千人闻讯赶到玄武门外，猛攻大门。守将张公谨力大，独自关闭宫门将其阻挡在外。翊卫车骑将军敬君弘、中郎将吕世衡等守门将士出战。危急时刻，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示众，、齐府兵见大势已去，随即溃散。
政变尚未完全结束。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高祖李渊。面对全副武装的尉迟敬德，正在海池泛舟的李渊惊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李渊只得接受现实。随后，李世民赶来“跪而吮上乳”（一种表示父子亲密的礼仪，亦有人解读为象征性的安抚或控制行为），父子相泣。李渊随即下诏，令诸军皆受秦王节制。
政变后，李世民迅速掌控全局。六月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两个月后，八月初九，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为巩固权力，李世民对、齐府旧部采取了分化策略。一方面，他接受尉迟敬德建议，赦免了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的谋士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并加以重用，展现了政治家的胸襟，魏徵后来成为贞观名臣。另一方面，对仍具潜在威胁者则进行清洗。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均被处死，绝其宗嗣，以绝后患。薛万彻、冯立等将领在得知李建成已死、家属获赦免后，亦选择归顺。
玄武门之变对唐代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层面 | 具体影响 |
|---|---|
| 皇位继承 | 开创了唐代以非正常手段（政变、兵变）争夺皇位的先例，此后的承天门之变（武则天）、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皆受其影响。 |
| 政治格局 | 李世民登基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推行均田、府兵、三省六部等制度，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
| 史学记录 | 李世民曾干预史官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但后世对其是否完全客观仍有争议，体现了胜利者对历史书写权的掌控。 |
| 观念 | 兄弟相残、逼父退位的行为，虽以“周公诛管蔡”自比寻求合法性，但始终是李世民政治生涯的污点，亦引发了后世关于功业与道德、目的与手段的持续争论。 |
玄武门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长安血案，是唐初权力斗争白热化的集中爆发。它不仅改变了李世民个人的命运，更深刻地塑造了唐王朝的政治基因。李世民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将这场充满血腥的政变转化为开创盛世的起点，但其过程本身所暴露的皇权争夺的残酷性，也如同一道阴影，始终伴随着大唐帝国的兴衰历程。长安城的惊悸虽已平息，但其回响却在历史的殿堂中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