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高涨与八国联军侵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极为动荡、深刻影响国家命运的时期。这场运动爆发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根源在于清廷腐败无能、列强侵略加剧以及民间对“洋人”与“教士”的强烈排斥情绪交织而成的社会矛盾。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尤其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京津地区形成，最终引发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导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义和团运动并非单纯的民间宗教组织，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起源于华北农村地区的秘密结社与民间信仰，如“拳术”、“神功”、“刀不入”等概念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农民、手工业者乃至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义和团成员多自称“神助”，认为自己拥有超自然力量，可抵御外侮。然而这种“迷信式反抗”掩盖了其缺乏组织纪律、军事训练不足、战略混乱等致命弱点。
从时间线上看，义和团运动在1899年左右开始兴起，最初仅限于山东德州一带，但至1900年春夏之际已席卷直隶、京津等地，并逐步逼近北京城。期间，义和团多次冲击外国使馆区与教堂，焚烧铁路、电报设施，甚至攻击外国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正式宣布对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宣战——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对外宣战，也是清朝统治走向崩溃的重要转折点。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逐渐升级。1900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组成的联军，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联军总人数约3万人，装备精良、战术协同，远胜义和团的杂牌武装。尽管义和团曾一度围困东交民巷使馆区并攻占紫禁城外部分区域，但在大沽口、廊坊、杨村等地遭遇惨败后，被迫退守北京城内。
以下表格展示了八国联军主要参战国及其兵力投入情况：
| 国家 | 投入兵力（人） | 主要指挥官 |
|---|---|---|
| 英国 | 约1.5万 | 西摩尔将军（General Seymour） |
| 美国 | 约4千 | 海约翰少将（Major General John R. H. Johnston） |
| 法国 | 约3千 | 巴顿将军（General Baron de Paternò） |
| 德国 | 约3千 | 瓦德西元帅（General Alfred von Waldersee） |
| 俄国 | 约5千 | 库罗帕特金将军（General Kuroptkin） |
| 日本 | 约5千 | 大山岩中将（Admiral Tōgō Heihachirō） |
| 意大利 | 约1千 | 阿尔贝托·维拉尔上尉（Captain Alberto Vilar） |
| 奥匈帝国 | 约1千 | 弗兰茨·冯·赫尔岑伯格少将（General Franz von Herzberg） |
1900年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途中途经山西、陕西，历时一个多月，沿途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彻底崩溃。联军占领北京后并未立即解散，而是继续搜捕义和团残部，直至1901年春季才基本肃清。这一阶段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失去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权，也暴露出其军事与行政体系的巨大缺陷。
战争结束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条约内容极为苛刻：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外国驻兵保护使馆区，取消一切“排外”政策，废除科举考试中的“武举”，并对参与抵抗者进行严厉镇压。该条约不仅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更意味着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虽被官方定性为“盲目排外”，但从现代史学角度分析，它本质上是一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众抗争运动。尽管手段粗暴、组织松散，但它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西方文化入侵的恐惧与抵制，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同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成为近代中国主权沦丧的象征，其后果直接导致清王朝加速灭亡，并催生了民国革命浪潮。
此外，义和团运动也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历史细节。例如，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战争期间成为临时“国际法庭”，各国领事共同审判义和团；又如，部分义和团成员在失败后转入地下，发展成后来的“哥老会”或“红帮”势力，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帮派格局。
综上所述，义和团运动高涨与八国联军侵华，不仅是清末政治动荡的集中体现，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它揭示了传统社会面对现代化冲击时的无力感，也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屈辱中觉醒、在苦难中抗争的历史轨迹。这段历史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如何避免民族仇恨的极端化？如何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这些问题，正是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留给当代中国最深刻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