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帝宣布退位

1912年2月12日，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以宣统帝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宣告清朝统治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超过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正式落幕。这一事件并非孤立发生，而是辛亥革命浪潮冲击、南北政治博弈、列强态度以及清廷内部崩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过程与影响深远而复杂。

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其父摄政王载沣主持朝政。此时的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戊戌变法失败后改革机遇的丧失、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带来的沉重打击、《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使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而清政府主导的“预备立宪”因其保守与迟缓，未能满足日益高涨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诉求，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星火迅速呈燎原之势，短短一个多月内，十余省份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彻底动摇。

面对危局，清廷被迫重新起用此前被罢黜的袁世凯。袁世凯凭借其掌握的北洋新军，成为当时左右时局的关键人物。他一方面率军攻占汉口、汉阳，对革命军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与南方革命党人展开和谈，同时利用革命形势逼迫清廷向其交出全部权力。1911年1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开始正式议和。谈判的核心议题从最初的“君主立宪”与“共和”之争，逐渐转变为如何实现“和平退位”以及如何保障退位后皇室待遇与南北统一。

在此期间，革命阵营内部也加速整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既是对清廷的正面否定，也增加了袁世凯尽快解决清室问题的紧迫感。袁世凯在获得南方“如能使清帝退位，则推举其为民国大总统”的承诺后，加紧了对清室的“逼宫”。他授意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率军进京。同时，隆裕太后（溥仪的生母，当时的清廷实际主政者）连续召开御前会议，但皇族亲贵中的顽固派（如良弼等）与赞成退位派（如奕劻等）争执不休，直至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首领良弼（后不治身亡），主战派势力遭受重创，清室最终决定接受优待条件，宣布退位。

1912年2月12日，清廷连发三道谕旨。第一道即核心的《退位诏书》。这份由清末状元张謇主要起草、经袁世凯审阅、最终以宣统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全文不足400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政治智慧。诏书中明确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诏书不仅将政权转移的缘由归于民心所向，还特别加入了“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的关键语句，为袁世凯接管政权提供了法理依据。此外，诏书强调“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民国”，这一表述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与退位诏书同时颁布的，还有《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及《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这些文件共同构成了清室退位的政治交易基础，其核心内容如下表所示：

宣统退位的直接结果是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与外国干涉的可能，使中国较为平稳地从帝国进入了共和时代。次日，袁世凯通电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法统上得以完整建立。

然而，退位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其一，退位诏书中对袁世凯权力的特别授权，为其日后攫取最高权力乃至复辟帝制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借口。其二，优待条件使得紫禁城内保留了一个“国中之国”，溥仪及其身边的遗老遗少始终怀有复辟幻想，这直接导致了1917年的张勋复辟闹剧，也为日后溥仪被日本侵略者利用、充当伪满洲国傀儡埋下了祸根。直至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才彻底修改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其三，退位以“共和”为归宿，但深厚的专制土壤与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得民国初年的共和政体步履维艰，很快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综上所述，宣统帝宣布退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古老的帝制，在法律和形式上确立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但这一过程充满了妥协与交易，其遗留的诸多问题，如军阀政治、边疆危机、帝制复辟思潮等，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它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