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部大小和卓叛乱

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是清代乾隆年间发生在新疆地区的一场重大内乱，其本质是维吾尔族贵族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武装反抗。这场叛乱不仅深刻影响了清朝在西北边疆的统治格局，也标志着清朝对新疆地区实施直接管辖的重要转折点。叛乱的核心人物是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大和卓）与霍集占（小和卓），他们是清初平定准噶尔后被安置于南疆地区的维吾尔贵族后裔，凭借地方势力逐渐形成割据倾向。

回部大小和卓叛乱的发生背景复杂，既有民族矛盾、宗教因素，也有政治权力更迭的影响。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汗国后，在天山南路设立伯克制度进行间接管理。然而，由于中央政府未能有效整合地方势力，加之部分维吾尔贵族长期享有自治特权，导致社会结构失衡。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乘清廷主力北上追击准噶尔残部之机，联合当地部落发动叛乱，迅速控制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地，建立起“回部王国”，自称“哲德沙”（意为“圣王”），并以伊斯兰教为旗号号召民众支持。

叛乱初期，大小和卓采取灵活战术，利用地形优势及地方民情，多次击败清军进剿部队。他们甚至一度收编部分绿营兵卒，制造混乱局势，使清廷陷入被动。与此同时，他们在经济上推行苛捐杂税，在宗教上强化教权统治，以“真主代理人”的身份笼络民心，形成稳定的反清基础。

乾隆皇帝对此极为重视，遂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调集大军南下平叛。他任命伊犁将军兆惠为主将，同时派遣阿睦尔撒纳、富德等将领协同作战。清军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兆惠率主力自伊犁出发；一路由富德从吐鲁番方向切入；另一路由阿桂从乌鲁木齐方向策应。此战历时两年，清军经历数次惨烈战斗，最终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彻底击溃叛军。

在关键战役中，清军攻克叶尔羌城时遭遇激烈巷战，大小和卓率众突围，但终因粮尽援绝而败退。最终，大小和卓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被围困于帕米尔高原边缘的小城托克逊附近，双双或自杀。波罗尼都于同年八月，后至北京处决；霍集占则在逃亡途中被当地牧民擒获，亦遭斩首。

这场叛乱虽被平定，但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首先，它促使清廷彻底放弃“羁縻政策”，转而实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伯克世袭制，设立府州县制，由朝廷委派官员直接治理。其次，清政府在新疆建立完整的军事驻防体系，设立乌鲁木齐、哈密、库车、吐鲁番四座重镇，并组建“回部营”专责镇守。此外，乾隆帝还下令在南疆广建驿站、修筑道路，加强交通与情报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叛乱期间曾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与屠杀事件。据《清实录》记载，清军在平叛过程中曾多次屠戮叛军家属及平民，造成约30万至50万人死亡。虽然官方史料多强调“歼敌”而非“杀民”，但民间传说与后来学者研究普遍认为战争带来了严重的人口锐减和社会动荡。

此后，清廷在新疆推行多项改革措施，包括设立“回部总督”一职，统筹南疆政务；编纂《回疆志》记录地方历史与风俗；派遣满汉官员轮值驻守，防止地方势力再起。同时，乾隆帝颁布《钦定回疆条例》，明确禁止地方贵族私自征税、官员，确立中央权威。

尽管叛乱已被平定，但其遗留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部分维吾尔贵族后代仍保留一定影响力，且在宗教领域持续发挥作用。例如，后来的“哲德沙”称号被某些宗教沿用，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符号。此外，部分参与叛乱者后代在道光年间仍试图复辟，但均被清廷迅速镇压。

从历史视角看，回部大小和卓叛乱不仅是清代边疆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是中国中央政权向边疆纵深扩展的重要标志。它揭示了清朝在处理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与地方自治之间面临的复杂挑战，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即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与文化融合实现边疆稳定。

因此，这场看似局部的军事冲突，实则是整个中华帝国版图重构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它的结局不仅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实际统治，也奠定了现代中国西部边疆治理体系的基础。正如史家所言：“回部之乱，非仅一地之祸，实乃中原之变。”